法政关系述略

法与政治都是异常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法有多个存在层面,政治亦然。如果将法界定为实证的规范体系,则法与政治的关系主要是法与政府、法与政权、法与政策的关系。法与政府之间是规则与实体的关系;法与政权之间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法与政策之间是社会意志与集团意志的关系;法与政治对立统一,相辅相成。     

略论行政的社会性与社会化——行政不仅仅是政府的事

行政所推行和执掌的政务与政事,不仅限于国家的政治性事务,也不仅是政府的事。行政同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并作用于人类社会。行政可分为前国家行政、国家行政、后国家行政等历史类型。国家行政主要侧重于政治域的立法行政、司法行政、政府行政及政党行政等。应基于自然与社会,行政与社会、政治与社会,政治与国家、行政与国家、政治与行政,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治、政党与行政,现代性与现代化、社会性与社会化等相互关系,从时间与空间交织理念的维度,分析论证行政社会化与行政现代化的辩证关系问题,以实现对西方发达国家行政社会化的时空穿越,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社会化的历史进程。     

再思国际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国际政治学其实早已陷入困境,原因或在于学术目标的过度实用主义与功利性,研究途径的单一与固化,思想来源与价值基础的偏狭和贫困,以及理论发展较之现实进程的严重滞后与脱节。"解困"之道至少应包括历史反思与思想史的观照。思想史资源与思想史视野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显而易见。而充分利用非西方世界的思想资源,关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自身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世界政治的深刻影响,则至关重要。     

公共利益：政府与媒体的互动逻辑

社会大系统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离不开作为重要子系统之政府与媒体的有机协作与良性互动。从根本上看,这种政府与媒体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是由体现和满足公共需要的公共利益决定的。因为代表、判断、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是政府与生俱来的天性与逻辑使命,同时,守护公共利益也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与逻辑使命。这种共同的属性与使命决定了政府与媒体的角色与功能,一方面是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准则规约媒体的运作空间;另一方面媒体也基于公共利益准则监督和作用政府绩效。构建于公共利益基点上的政府、媒体间的良性互动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与增进。     

国家政权建设与居委会行政化的历史变迁——基于“国家与社会”视角的考察

国家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的科层化与理性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在破除国家整体论，迈向多层级、具体化国家基础上的对社会渗透与引领不断强化的过程。研究通过对建国以来居委会产生、发展、曲折与扭曲、改革与完善过程“知识系谱”的历史检视，发现居委会行政化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是“同频共振”的。在居民委员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通过政权建设的逻辑、革命的逻辑以及改革的逻辑实现了对居委会的不断渗透与控制，呈现出强国家与弱社会下基层的政治动员与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策略，国家统合社会中革命的传统与基层治理的失序运行，以及国家渗透与社会成长中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换与变迁。本质上是国家政权建设逻辑在基层社区中的展演与映射。     

论政治协商与民主政治的新发展

政治协商民主与适度竞争相结合,才能推动中国民主政治新发展。民主政治发展是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大势。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仅要适应变化了的经济与社会,而且要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选择一个合理的民主政治形态转型与发展路径,既关系到中国政治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也关系到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     

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机理：要素集聚视角的分析

文化与科技的融合是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的历史演进表明,文化与科技的发展是同根同源、耦合互动式发展的。文化要素与科技要素的耦合互动、融合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动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本质在于要素集聚互动。从集聚互动的视角分析文化要素与科技要素互动对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文化要素与科技要素互动集聚的现实形式,探讨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提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对策建议。     

论恐怖犯罪与经济安全

恐怖犯罪通过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整体与个体等一系列基本环节而与经济安全有密切的联系。恐怖组织、有组织的犯罪团体、个体恐怖主义、恐怖文化、恐怖经济等皆构成对经济安全的破坏。恐怖经济犯罪的产生是恐怖破坏与经济安全之间博弈的结果。恐怖主义的盛行与军事、政治、科技、文化、经济均有复杂关系。依据恐怖破坏力量与经济安全力量的强弱关系,恐怖破坏与经济安全的博弈存在四种情形。     

论罪犯劳动改造的价值体认

在新形势下,罪犯劳动改造的开展,价值体认是根本。把罪犯劳动改造的根本置于价值体认,既是一种对罪犯劳动改造本义的坚守,也是一种超越,特别是对偏重于单纯追求产值或止于表层的超越。罪犯劳动改造价值体认要明晰四个重要维度：罪犯劳动改造与法律,罪犯劳动改造与罪犯人性复归,罪犯劳动改造与自食其力,罪犯劳动改造与幸福。把握好五个关系：政治思想教育与劳动的关系,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关系,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关系,眼下与将来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论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衔接的基础,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的厘清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协调的关键。当前,我国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完善法律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纠纷,需要科学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保持经济犯罪立法单轨制。     

试论财政法制建设中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财政法制建设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财政法制建设 ,要真正处理好立法与强化财政职能、中央与地方、权与法、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执法与监督、严格执法与文明服务之间的关系。     

侦查阶段的利益冲突

在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中,侦查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围绕侦破犯罪与权利保障之间所发生的利益冲突,是刑事侦查阶段中的主要利益冲突,属于利益兼顾型冲突。具体包括：正常生活不被干扰与侦破犯罪之间的冲突,保障公民人身自由与采取强制措施之间的冲突,寻求外力帮助与完成职责任务之间的冲突,言论自由与调查取证之间的冲突。     

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财权与事权的合理划分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 ,也是我国行政体制设置与合理划分行政权力的重要内容。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财权的划分是非常模糊的 ,而借鉴西方典型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对我国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范畴与职责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的构建与警察权的行使

从法律层面而言,和谐社会的本质是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和谐。警察权的行使实质上就是如何处理好公民权利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警察权利、警察权力与其他公共权力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具体主要体现为如何处理好执法意识与执法公正、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执法程序与执法效率、执法监督与执法保障、执法规范与执法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     

领导者科学决策应处理的五个关系

决策是整个领导工作的核心和关键。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兴衰。领导者要做到科学决策，应处理好大与小、长与短、内与外、正与负以及多与少的关系。     

推进具有客家人文内涵社区警务的思考

客家人文与客家精神。客家社区警务的思路与实践。客家警务的思考与体会。     

侦查与犯罪的互动关系

犯罪与侦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发展是互动的结果。“行动导致反行动”。侦查活动是侦查主体与犯罪行为人之间试探与反试探 ,调查与反调查、查证与反查证、揭露与反揭露的互动关系     

论媒体与警察监督关系

媒体和警察的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似乎与警察之间天然形成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媒体俨然是正义的化身。媒体与警察由于职能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不是简单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必须正确界定媒体与警察的定位,构建和谐的警察与媒体协作公共关系。     

戊戌后梁启超文学革命的深入及其矛盾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继续自己的文学革命，但文学革命以往的有些矛盾不仅在延续，而且在加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觉世与传世——不能两全的无奈。梁启超在觉世与传世、政治与文学、责任与良心、启蒙与艺术之间徘徊，既想把文学当作“经国之大业”，又无法忘却“不朽之盛事”，最终陷于了无法两全的无奈之中。第二，极品与祭品——文学中的“暴发户”。梁启超文学革命理论自身的矛盾使小说在人为拔高成为文学极品的同时也陷入了文学与政治上的双重孤立。第三，棘手的衡定与选择。破坏时的放肆与建设时的谨慎令梁启超煞费苦心。     

中国宪政建构的合作主义制度图景

单纯的改革口号已经失去了以往的感召力,民主化改革和制度化建设是后改革时代的基础性工作。宪法作为利益妥协与斗争的根本性文件应当成为改革的根本共识。在社会已经分化和断裂的情势下,寻求社会共识、稳定与和谐有赖于利益分配制度与过程的公正、公平、公开。通过完善利益表达与沟通、竞争与博弈、妥协与合作的宪政机制,为各阶层在自治、妥协与合作中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奠定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