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系统职务犯罪情况分析——以番禺区检察院查处的监狱系统职务犯罪为切入点

近年来，监狱系统职务犯罪呈现出多发和高发趋势，本文从番禺区检察院近年查处的监狱系统职务犯罪案件的特点、发生的原因分析入手，探讨预防监狱系统职务犯罪的途径和方法，有助于预防监狱系统领域职务犯罪，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倩败现象和职务犯罪。     

当前社区矫正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文章集中研究了当前制约我国社区矫正工作深入发展的五个方面的问题:法律依据,组织机构,执法主体,队伍建设和经费保障,提出要完善立法工作,修改相关法律,制定社区矫正法,组建专门组织机构,配备专门矫正人员,加大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提高业务素质,提高经费保障水平,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为社区矫正工作健康发展扫平障碍.     

论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的减刑假释权利

减刑、假释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刑罚执行制度,主要运用于刑事案件的执行阶段,是罪犯在监狱服刑过程中的重要权利,针对实践中减刑、假释的实施现状,探究了服刑人员的减刑权和假释权权利保障不力的原因,提出了完善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的减刑权和假释权的一些建议。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减刑、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于维护监狱的正常管理秩序,促进罪犯改造、帮助罪犯回归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减刑、假释,我国法律、法规规定的过于笼统,导致在司法实践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本文立足司法实践,分析了我国在适用减刑、假释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完善对策,确保司法公正。     

浅谈违法办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案件线索的发现和收集

监管场所服刑罪犯的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是党和政府对能够积极投入改造的服刑罪犯和身患重病罪犯的一种奖励和实行人道主义的关怀。但是，由于个别人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监管司法工作人员被利益诱惑，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的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司法机关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加大对监管场所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打击力度，这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我国建立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罪犯出狱新模式

我国重减刑、轻假释的现状源于刑法规定中的逻辑悖论,由此影响了减刑假释制度对罪犯更新改造、重返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降低刑罚成本功能的有效发挥,影响了假释的广泛适用,不利于监狱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我国应适当降低假释标准,提高减刑标准,以此来完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     

目前监狱刑罚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去年上半年,河南省监狱系统接受了省委政法委组织的刑罚执行专项检查,重点检查１９９７年元月１日至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３１日收押、减刑、假释及保外就医的执行情况。从检查情况看,绝大多数监狱在刑罚执行中能够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突出表现在：各监狱能够严格执行《监狱法》和有关规定收押和拒收罪犯;能够按照《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办理减刑假释呈报工作,能够认真执行“三公开一推荐”制度,即公开考核结果、公开减刑指标、公开办理程序、让罪犯推荐减刑入选;保外就医工作既能够体现人道主义政策又能…     

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适用条件中的平等问题

行刑平等是刑法平等原则的重要内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是我国主要的行刑制度。在这些制度的设计中，立法者应当贯彻刑法平等的精神，最高司法机关也应当本着平等的理念对这些制度的适用予以规范。但是无论是从立法的视角还是司法解释的角度，我国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制度中均存在一些不平等的因素。     

"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模式之构想

本文指出在我国刑事执行制度中,减刑被不适当的滥用,而假释几乎被虚置,有必要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导向重构我国的减刑、假释制度,实行"以假释为主、减刑为辅"的行刑制度模式。     

司法部要求进一步严格规范监狱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工作

3月6日,司法部召开全国司法行政系统学习贯彻中央政法委《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电视电话会议。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张苏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张苏军强调,全国监狱系统要充分认识贯彻落实《意见》的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减刑、假释同步监督的路径化构建

在我国＂执检分离模式＂①下,减刑、假释的执行权和审批决定权分别归属监狱和法院,减刑、假释的整个提请和审批环节检察机关都无从监督介入,监督缺位引发权力恣意,而事后监督的效果也差强人意。构建＂从监督真空到三点一面＂,＂从单线行政审批到等腰三角对抗＂,＂从监督手段单一到方式方法多元＂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同步检察监督格局,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措施予以资源和制度上的支持,是保证减刑、假释公正运行,完善检察监督权的必然选择。     

从书面审理到开庭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审理方式改革的问题评析

201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其中第43条规定：？时减刑。假释案件，要采取开庭审理与书面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于职务犯罪案件，尤其是原为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要一律开庭审理。对于故意杀人．抢劫、故意伤害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暴力犯罪分子，有组织犯罪案件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主犯以及其他重大，有影响案件罪犯的减刑．假释，原则上也要开庭审理。”这一条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必须通过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类型，强调了原则上应当开庭审理的减刑假释案件类型。在《若干意见》公布实施后，各地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一枇减刑假释案件，积累了一些对此类案件开庭审理的经验，但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予以解决。     

减刑、假释提请权的归属变革

减刑、假释制度是刑罚执行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总体运行良好,但进入新时代,减刑、假释制度也遇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罪犯考核计分不科学、违规计分、证明材料缺失、虚假立功,"批量提请、批量审查"导致实质化审理被虚化,检察监督被弱化。针对上述现实,按照类似于检察机关审查起诉的程序建立减刑、假释的提请程序是合理的,具有正当性基础。如此,变革由检察机关行使减刑、假释提请权,避免因提请机关的多元而导致标准不统一,有利于深层次整治违规违法减刑、假释,这契合新时代的司法改革尤其是检察改革的趋势和潮流,倡导大胆尝试,适度推进。     

减刑、假释的目的反思与制度变革

我国减刑、假释以教育、矫正犯罪人为目的,为此目的而构建的减刑、假释制度不仅实践操作与目的错位,而且还导致司法腐败、倾斜适用、释放后再犯罪等现实问题。西方国家最初设立减刑、假释制度,并不是为了教育、矫正犯罪人,后来教育刑论者试图以教育、矫正作为减刑、假释目的,最终却走向失败。晚近以来,重返社会思想因关注未来,帮助犯罪人重新适应社会生活而逐渐受到重视,不少国家以重返社会思想为指导,改革调整其减刑、假释制度,扩大渐进释放范围。我国减刑、假释的目的当转向重返社会,并构建以自动给予的减刑为基础的假释制度。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程序监督的立法完善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应当享有特定的法律地位。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我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监督职能很不健全。应当努力通过立法完善，重新设计我国刑罚执行中的减刑、假释程序，拓宽检察机关在减刑、假释程序中的参与权，赋予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进行监督的必要措施和手段。     

论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重构

减刑、假释作为一项重要的行刑制度,是有效调动服刑人员认真接受改造、提高改造质量,使罪犯早日回归社会的重要的手段。但是,在当前运行的减刑、假释程序中存在监狱建议权侵蚀法院审判权、检察机关监督手段疲软、当事人诉讼参与权过少等弊端。针对现行减刑、假释中存在的问题,需要通过对相关法律的修改完善,重新构置减刑、假释程序,扩大减刑、假释运行的公开程度,加强检察机关监督力度,赋予当事人必要的诉讼参与权,来实现减刑、假释的公正。     

加强法律监督,依法缓刑、假释——浅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二条的适用与完善

检察机关对减刑、假释的全程监督是解决减刑、假释适用过滥过快弊端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预防和制止腐败发生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司法公正之需要;同步监督是逐步实现诉讼化之需要;同步监督是实现最佳执法监督效果之需要。实现减刑、假释同步监督必须冲破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的藩篱,采取加强理论研究、及时联合制定司法解释等某些相应对策,使之理论化、制度化和法律化。     

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运用——在假释、减刑中引入人格调查制度

刑罚个别化原则在于使刑罚适应具体犯罪的具体情况，从而实现刑法的公正性。本文从人格调查制度的适用不应当只局限在起诉阶段与量刑阶段，在行刑阶段运用人格调查制度更能体现刑罚个别原则，尤其是假释、减刑这两个对于犯罪人来说具有“激励作用”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