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与中国刑罚制度改革

刑罚轻缓化趋势以自然正义原则和正当程序原则为支撑,要求刑罚的设置要以轻缓为标准,法院在对犯罪嫌疑人判刑时要以有利于被告人为原则,优先使用较轻的刑罚,只有在较轻的刑罚不能够适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时,才可以选择较重的刑罚。反观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设计和运行,诸多制度还存在着背离刑罚轻缓化趋势的现象,对此,应当迎合刑罚轻缓化趋势通过制度重构予以矫正,这种重构应当从实体与程序角度,按照刑事一体化的要求进行。     

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理性回应

影响刑罚制度建构中的国情因素主要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失序、法治传统的缺失、民众朴素报应观与现代刑罚目的之冲突等,刑罚制度对国情因素的回应和吸纳应以积极因素为限,止于消极因素,立足于刑罚目的,发挥刑罚功能,通过刑罚的合理配置和运用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和法益保护机能,践行我国刑罚制度的当代使命。     

缓刑法律性质新探

“决定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是否立即执行”的活动不属于刑罚裁量活动,因而缓刑制度不应包含在刑罚裁量制度中;缓刑不涉及刑罚执行问题,因而不属于刑罚执行方法。应当将缓刑归入刑罚消灭制度之中。     

略论刑罚的效益原则

刑罚作为一种抑制犯罪的手段 ,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收益 ,但这种社会收益的取得需要相当的社会成本支出。刑罚的效益就是指刑罚的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关系。确立刑罚的效益原则就是要以最佳的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佳的最大的收益 ,这对于摒弃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 ,重视刑罚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提高我国刑罚的效益 ,在制度设计上应考虑确立合理的刑罚限度 ,刑罚强度以及完善罚金刑的适用制度等。     

改革开放30年刑罚消灭制度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30年我国刑法学界对刑罚消灭制度进行了有益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刑罚消灭制度的基础性问题、时效制度、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和前科消灭制度等方面.以1997年刑法典颁布为界,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总体而言,当前对刑罚消灭制度的研究在整体研究水准上处于一个较高的层次,但仍有进一步深化拓展的空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进一步重视和深化比较研究.在研究重点上,对于赦免制度、复权制度,尤其是刑罚消灭制度的特征、理论根据等诸多基础性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     

缓刑制度比较研究

随着刑罚谦抑性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在世界刑事立法中的确立和普及,缓刑制度越来越为世界各国所重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缓刑制度的立法便呈现出多样性。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我国缓刑制度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为此,应尽快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军事刑罚形式完善之试探讨

我国尚未制定独立的军事刑法典,军事犯罪与刑罚纳入普通刑法典,军事犯罪在刑罚适用上仍然遵循普通刑罚种类的规定和相关规则.军事犯罪有其特殊规律及处罚方法,为更好地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实现军事刑罚的专门化,本文拟对军事刑罚种类的体系性地位及具体设置进行试探讨,以求完善目前立法体例下的军事刑罚形式.     

论我国刑罚结构的缺陷及其完善——以刑罚轻缓化为视角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刑罚结构属于重刑结构。从我国刑罚结构的现实情况出发,我国刑罚结构改革的重点应当包括刑罚种类多样化和刑罚方法的结构性重组两大方面。刑罚种类多样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包括：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安处分制度;增设新的资格刑刑种。刑罚方法结构性重组的主要实现方式包括：完善管制刑,扩大管制刑的适用范围;完善拘役刑的宣判及执行制度;提升罚金刑在刑罚结构中的地位,并提高其实际适用率。     

轻刑化与中国刑罚改革的思索

“罪刑法定”和“罪刑相当”是修订后的新刑法确立的两项基本原则。它体现了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我国刑罚制度的改革,核心是限制和削减死刑。我国刑罚的改革最终将走向现代化和轻刑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新出路

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非刑罚处罚措施具备了防治犯罪应有的功能，体现了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价值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满足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需求。我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具体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方式规定不足，司法工作中存在轻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倾向，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在对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美制度，在完善我国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同时，增加其种类，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更好地惩治与预防犯罪。     

中国古代量刑原则

古代量刑原则,是古代国家审判机关在量刑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它规范着整个量刑活动。中国古代量刑有三大基本原则: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基本准绳的原则,疑罪从轻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     

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再思考

监狱行刑的社会化是西方国家存继上百年的一种刑事司法实践,而在中国它却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并面临着诸多的观念与体制障碍.借鉴西方国家在这一方面所取得的具体成果对于我国在监狱行刑社会化的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从客观主义刑法学派主张的罪刑对称和主观主义刑法学派主张的刑罚个别化演变而来的。这一原则要求在规定和裁量刑罚时 ,既要注重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实际危害 ,又要注重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人身危险性。罪责刑相适应中的“罪行”应当是具体犯罪构成所要求的全部事实 ,而“刑事责任”则是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以及犯罪前后表现出来的、决定其人身危险性的一系列主观情况。要在司法中贯彻这一原则 ,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质疑与反思:牵连犯的处断原则

寻找质疑牵连犯处断原则的新理由,应当结合我国刑法学的理论体系和刑法典的具体规定。牵连犯作为刑法学范畴,与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以及其在罪数理论的体系安排上均存在不协调之处。况且从现行刑法规定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上看,牵连犯的应用也屡屡受阻。刑法学界新近出现的一些观点,通过对牵连犯的概念进行有限的改造,试图维护牵连犯从一重处断的原则,亦在逻辑论证和结论证成上存在诸多破绽。牵连犯从一重处断原则实难在当下刑法学理论和刑法制度体系中寻找合适的地位。     

我国台湾地区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与刑法修正

我国台湾地区在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了刑法典的修正,此次修正在废、改、立条文的数目、理论突破的层次等方面均为其历来刑法典修正之最。将其刑法典的修正按照从宽、从严的刑事政策两个角度进行归纳、剖析,分析相关的罪数理论、罪刑平衡的观念、“三振出局制度”的应用、重刑主义以及死刑的废除等问题,可以看出指导此次台湾刑法修正的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尚有阙如。     

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的惩罚

本文着重从法理的层面探讨刑事强制措施产生的重要依据，认为刑事强制措施是对已有证据所证明的对于关系人不利事实的一种相应惩罚，这种惩罚发生在司法侦查阶段。全面正确地认识刑事强制措施的性质、依据和目的之间的关系，承认刑事强制措施的惩罚性质能够为我国的立法实践和法制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人道对死刑的诘难

对罪犯的人道是指对罪犯的宽容与同情。死刑之所以不人道,是因为它剥夺生命,使人因同情、怜悯被判死刑的人而产生不快与不忍。在公正、效益和人道三大刑罚价值中,人道是废除死刑的惟一理由,而公正是保留死刑的惟一理由。死刑存废的矛盾体现在公正与人道的矛盾上。     

试论社区矫正中的惩罚监管

社区矫正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应体现刑罚的本质属性——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应以惩罚监管为核心,兼顾教育矫正与帮困扶助的矫正作用。但在试点期间,由于各种原因,使一系列惩罚监管措施在实施期间出现了各种难题,导致其并没有充分、合理地适用,使惩罚性在社区矫正中的体现削弱,这不仅有悖于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弱化了刑法预防、惩治犯罪的功能,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尤其是受害人对社区矫正制度的质疑或否定。因此应当高度重视这一现象,认真研究并采取对策予以纠正,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顺利实施。     

保安处分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世界各国的刑法发展大都经历了一个由严酷到轻缓、由纯粹报应到兼顾教化的过程。本文就保安处分的若干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粗浅的探讨并对我国保安处分刑事立法提出建议。希望能对保安处分制度的建立有所裨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理论再认定

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于该政策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其基本内涵应是宽严之“济”,区别对待.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构,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修正和变革,同“严打”政策存在并存空间,也是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