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借势,合作共赢——"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纪要

2010年9月14-15日,中国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和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在京联合举办了＂新兴大国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来自德国、荷兰、印度、俄罗斯、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等近40位学者政要与会,就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金融危机后新兴大国的发展走势、新兴大国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及新兴大国与国际新秩序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讨论会会议综述

<正>2010年1月22日,"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举行。来自外交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等机构的官员、学者共18人与会。会议集中讨论了四个议题:"新兴大国合作的理论与政策思考"、"新兴大国与国际体系转型的互动"、"新兴大国各方态度与合作前景"和"中国的作用"。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3年6月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展望》编辑部在沪联合举办"构建新兴大国关系:理论基础与现实路径"学术研讨会。来自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上海政法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围绕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与路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

本文从历史角度研究国际秩序内涵、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引申出政策含义。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国际秩序是大国之间权力分配、利益分配和观念分配的结果;国际秩序之争,实质上是权力、利益之争,又主要表现为观念之争、国际机制之争;大国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巨大,大国崛起必然冲击既有的国际秩序,带动国际秩序的变革;20世纪的国际关系集中体现了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互动关系,出现了三次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诉求,每次都比前者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当前国际秩序新与旧、消极与积极并存,正处于转型期。     

可持续动力:新兴大国崛起如何规避“比较优势陷阱”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的崛起给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原有大国与新兴大国间的博弈似乎预示着第三次权力转移的开始.然而,通过对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仔细剖析后发现,这些国家均面临着增长方式落后,赶超发展缺乏后劲的问题,这不仅影响新兴大国竞争力的提高,还制约着其赶超进程的进展.     

大国崛起准备的理论启示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大国规划和设计自身崛起之路的意识正越来越强，既是为了防止自身崛起态势受到压制和阻碍，也是为了尽量巩固自身崛起成果。随着诸多地区大国力量快速上升、传统大国力量发展相对停滞，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及其推动的国际体系艰难转型，已成为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受瞩目的重大事件。     

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兼论中国在议程塑造中的外交作为

自G20实现升级转型以来,新兴大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获得了与发达国家平等的对话机会。通过参与对话,新兴大国可以影响G20议程,进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的模式选择和改革方向。G20议程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新兴大国的影响?本文以BRICs/BRICS峰会宣言、G8峰会公报和G20峰会公报的比较结果为依据,评估了新兴大国对G20议程的影响。评估结果表明,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在消除贫困与发展援助、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两个议题上对G20议程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在其他议题上,没有证据表明新兴大国对G20议程具有独立影响。新兴大国之所以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议题上具有相对较强的影响,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美国对国际金融机构改革持支持态度,其二是中国发挥的积极作用。这充分说明,在自身综合实力快速增长和外部条件基本具备的条件下,中国外交有更大的积极作为空间。     

新兴大国的合作机制建设——推动国际制度发展的新动力？

“新兴大国”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现象。以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崛起,正在为世界体系注入新的活力。其作用,并非简单地代表全球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亚洲转移,更重要的是,新兴大国的出现有可能为当代的全球治理模式带来新的声音和新的动力。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是21世纪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式的事件。     

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种解读

大国和大国关系属于历史演进中的概念,也是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国际制度。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主要出于防御目的,希望能够和平崛起、在国际社会中得到应有的尊重,以及为维护国际秩序发挥自己的作用。新型大国关系能否建立,关键在于美国是否真正接受中国的崛起,中国是否被接受为具有合法性的大国俱乐部成员,参与国际规范和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同时也取决于中国自己的战略选择。     

发展中大国崛起的影响

当今国际舞台上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就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和社会取得了快速发展。国际社会称之为发展中大国的崛起。     

中国的大国关系与大国战略

<正>大国是国际关系的关键,大国影响在国际关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如何处理与大国的关系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大国决定着国际体系的稳定与变革,世界的和平与战争以及世界大战打不打得起来主要看大国。大国的体量占世界经济大部分的比重,大国的经济表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好与坏。大国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其产品在世     

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国家特色和国际交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丰富的实践中形成新的理念和观念,并逐步整合成为系统的大国外交理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源于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和优秀的国际外交思想理论。中国集世界文明大国、社会主义大国和发展中大国三位于一体,这代表了历史的继承、当代的创新和发展的方向。外交理论同国际社会密切相关,国家特色通过国际交流而更具世界意义,中国为此需要在增强理论自觉和自信、超越传统思维局限和确定国际交汇合作方向等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展望未来,中国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处理好机遇和挑战、特色和共性、目标和能力这三对关系,从而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法国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发展路径

法兰西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民族,法兰西民族对世界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法国被公认是一个文化大国。法国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一,也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法国也被公认是一个政治大国。分析和研究法国从文化大国到政治大国的发展路径,其中不乏启示和借鉴的意义。     

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研究新进展:理论与实践

气候变化问题是当前重大的国际政治议题,全球气候治理需要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广泛参与。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政治难题的化解和新兴大国自身的发展而言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国内外学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全球气候治理"的理论思考及其对新兴大国的战略启迪,而对"新兴大国参与全球气候政治"方面的讨论则较为偏向个案分析。综观现有研究,有关"新兴大国气候政治群体化"的比较分析和整体性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国际共生论的视角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国际共生论在中国学界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理论一个新的生长点。运用国际共生论探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国际体系共生性日益增强的全球化时代,以结盟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大国关系已逐渐失去其合理性,走新型大国关系之路是大国之间的必然选择。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具备一些有利条件,同时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中美在经贸、全球治理等领域具有共生性。但双方在政治安全领域仍处于非共生状态,存在较多矛盾和冲突。双方尚未形成全面和足够紧密的共生关系。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传统大国关系的现实主义逻辑仍占据主导地位,一个成熟的共生型国际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需要一个长期、复杂的国际体系进化过程。在这一进化过程中,中国不能做一个消极的等待者,而要做一个积极的"施动者",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早日成为现实。     

“应对国际发展合作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作用”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2年7月11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合作在沪举办了题为"应对国际发展合作新挑战及新兴经济体作用"的研讨会。与会者包括来自中国智库和政府机构、中国进出口银行、印度、韩国及世界银行代表。     

毛泽东的国际战略视野与新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建立抗日国际统一战线以及中间地带的战略观点,为新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根据国际时局的变化及时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使新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逐渐成为一支独树一帜的战略力量,从而奠定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     

大国战略互动新态势

<正>二战结束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非国家行为体(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国际非政府组织、网络黑客、恐怖组织等)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持续上升,但国家仍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中的首要行为体。按照主权平等原则,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但大国拥有更大的力量和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所谓大国,一是要有一定的规模,二是要有驾驭工业文明的能力。国际格局是由一段时间内大国力量对比的总态势决定的,国际形势的变动也首先是由大国战略互动的态势决定的。     

国际秩序中“大国责任”的困境与重构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大国始终是无政府国际社会的实际主宰者，“大国责任”也是维系国际秩序有效运转的原则和保障。自20世纪80年代来，越来越多的人对“大国责任”维护国际秩序的合法性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国际体系明显呈现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和问题领域“碎片化”的特点，     

殖民体系、后殖民体系与大国崛起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所描绘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或主权国家体系,实际上涵盖了两个次级体系：殖民体系和后殖民体系。前者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二战结束后,后者则自殖民体系瓦解后直至当今。在殖民体系下,主权是欧洲列强的特权,也是其对其他地区“落后民族”进行野蛮殖民掠夺、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和依据。这一体系是少部分国家享有主权、大部分国家主权被剥夺的等级体系,也是大国通过武力掠夺、殖民而实现崛起的暴力体系。在后殖民体系下,主权平等第一次在法律上得以牢固确立并在实践中得到贯彻;殖民掠夺和通过武力开疆拓土被视为非法,战争也被严格地加以限制：国家的崛起只能通过内修政治、外通贸易的方式和平实现。同时,密集的国际制度网络,也为后起大国实现其抱负和提升国际威望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和场所,为其和平崛起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部分证明了后殖民体系的弹性及该体系下大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也预示着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继续和平共处的可能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