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吴泽霖先生在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教学、科研机构的建立、学科知识的应用和普及等方面对中国人类学的建立和发展的巨大贡献.吴泽霖先生的治学历程和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轨迹表明,人类学作为一个西来的学科.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需要将学术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完美结合,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从公共人类学到人类学公众形象的建构

在面对"他者"时,人类学共同体也需要不断反思"自我"、寻求"自我"认同并形塑学科的文化自觉。通过外向拓展、横向扩展和纵向延展,人类学共同体不断突破"边界",进而走向公共人类学,这将激励人类学家对公共议题和公共事务的参与,在更有效地发挥人类学的应用价值之时,也使人类学知识为公众所接纳、使用与拥有,建构人类学公众形象。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应辩证地看待人类学与所谓"公知"的问题,充分尊重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及研究对象和公众的话语权。     

云南大学历史系人类学专业暨东亚影视人类学研究所简介

如反掌人类学专业1987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云南大学设立人类学专业。同年5月人类学教研室正式建立于历史系内。人类学专业的建立是云南大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传统的恢复。早在20年代末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创始人杨成志、吴文藻先后到云南从事人类学的教学与研究。30年代,方国瑜、凌纯声等创办了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主编《西南边疆》杂志,编印《西南文化研究丛书》十一种。成立于30年代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先后由吴文藻、费孝通、杨（方方土）等著名教授出任系     

人类学小说初探

当今世界,跨学科的研究和交叉性边缘学科的兴起,成为时代的必然。文学与人类学相结合而形成的文学人类学催生了人类学小说。人类学小说研究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和视角进行小说研究的一种尝试。在中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类学小说及其研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科分支,并显现出他者性和学术性的特点,在文学和人类学领域都具有重要价值。     

从边缘到内地化的进程:封建时期西南边疆屯田的线性考察

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从早期封建王朝视西南边疆为边野之地到元、明、清在西南边疆先后设省施治,西南边疆与内地联系更加密切,其政治、经济、文化内地化的速度加快.对于历代封建王朝而言,西南边疆地区的屯田是其治理西南边疆的一项重要措施,既体现出历代封建王朝对西南边疆的认识及治边方略,同时也折射出西南边疆政治、经济与文化内地化发展的进程.     

“自我的他性”:族群共同体的语境化表述

人类学学科诞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人类心智同一性的认同,该认同中蕴涵着两层含义:人类与非人类的区隔;在"心智同一"的前提下关注同中之异。于是"我"与"他"的关系成为人类学研究"他者"的逻辑起点。如今"我"和"他"的关系随着时代发展进入了不同语境,反思"我"和"他"的关系,反思人类学理论,尤其是族群共同体知识的语境性显得愈发重要。讨论"自我的他性",可以反思"我"和"他"的关系以及相关理论在语境中的策略性表述。     

从精英吸纳到公民政治参与——云南边疆治理中政治吸纳模式的转型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吸纳主要是一种精英吸纳模式,这种模式曾经在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会转型全面加速推进的全球化时代,精英吸纳模式的局限性昭示出政治吸纳模式转型的历史必然性。随着中国民主法治的全面推进,边疆治理中的政治吸纳模式应该自觉地转向普遍化的平等的公民政治参与,使边疆治理实现多元主体的共治善治。     

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斗鸡文化的特点及其人类学意义

斗鸡活动蕴含了丰富的社会文化,云贵高原少数民族地区的斗鸡文化历史悠久特征显著.通过对此地区斗鸡活动及当地养鸡和参与斗鸡的人员进行调查,在实地系统观察的基础上,以当地的斗鸡文化为分析对象,结合博弈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对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概念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加深了对斗鸡活动的文化特点、内涵价值和重要意义的认识,揭示了隐藏于其背后的社会文化.     

人类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人类学

人类学的思想虽古已有之,但现代人类学之形成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现代人类学从其19世纪中后期形成以来,就已经处于一个历史上来说很新近的民族国家语境下,主权国家的传统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20世纪80年以来的人类学被各种各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对各种传统的、权威的、宏大的叙事提出批判,解构、质疑.这个时代的人们越来越怀疑理性主义的效度和限度,而日渐强调身体、感官、主体等关键词.人类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对“他者”(others)的关注和探求,而人类学的元问题就是要探索文化的多样与人性的普同.人类学是通过探讨和解释人类文化的不同,最终旨在寻求人之为人的本质.     

习近平关于边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研究

边疆地区作为国家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地位。边疆的区位特殊性决定了边疆的开放发展成为新时代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以新发展理念和边疆考察实践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新时代边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其核心在于立足实际、服务大局、对接国内、深化周边、放眼全球;其深刻内涵包括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和安全发展六大方面,这六大方面在边疆开放型经济的动态发展中相互促进。习近平关于边疆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统一整体,其理论性、科学性和前瞻性为边疆开放型经济服务和融入“一带一路”、新发展格局,实现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开放发展提供科学理论依据。     

电子治理风险研究——基于PEST分析模型

源于20世纪末的治理革命与信息通讯技术（ICT）的结合催生了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手段的电子治理,它将成为信息时代政府实现善治的新思路。然而,电子治理的发展却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方面的风险,包括电子治理实施的制度、决策困境与政治欺骗;资金缺乏;公民参与缺乏、数字鸿沟扩大及网络传媒的负效应,以及信息安全与创新问题。相应地,电子治理的实现需要从完善法律法规、提高领导能力;突破资金与技术瓶颈;培育公民社会、缩小数字鸿沟;保障信息安全、加快技术创新等方面形成应对策略。     

试论制定法的局限性

制定法的发展是人类社会文明的重大的作用,法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是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和全面进步所必须的因素。但由于法律自身的特点及其外部运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又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文章就制定法的局限性,形成原因,解决办法等问题作一定的探讨。     

羌族研究综述

羌族研究是西南民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 0世纪初以来 ,经过约 10 0年时间 ,逐步形成了羌学研究体系。回顾羌族研究的历程 ,对把握今后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 ,具有现实的意义。     

民族主义思想浅说

民族主义学说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这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民族主义的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人控制的政府,因为当时欧洲的政府形式不具有从国民中产生的主权,它是一个王族拥有的财产,它的归属、大小和完整性是通过继承、联姻或者战争来决定的。民族主义要求进行政治革命,提出了一个"自然疆界"的概念,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把文化当作政治问题,强调政治和文化不可分割。民族主义理论多有悖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     

道德问题研究

＂道＂为万事万物本然的存在方式或一般规律,＂德＂为＂道＂的可能发展方式或最好表现方式。对于自然存在,＂德＂与＂道＂正好同一,自然的＂德＂正好就是＂道＂,自然之＂道＂必然有其＂德＂。对于人这种自由存在,人之道就超越了＂遵循＂这一问题,人之德就变成了对可能发展方式的开拓,于是出现所谓道德问题即有德无德问题。所谓人道目的,就是对于道来说,德就是目的。只有人道目的才能约束人的概念。道德的依据就是目的论。     

美的存在方式定性

美是一种感觉,隶属于精神领域。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形态,它是美的意象和美感的统一体。每个人在感知美的意象时,必须依托一整套美感的客观性标准,所以美在精神领域中具有社会客观性。美又与不同的历史时期紧密相连,不能一成不变地、僵化地看待美和美感,美在精神领域中具有发展性。同时,否认美在精神领域中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各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美学观都是错误的。     

浅析聚众淫乱罪

关于聚众淫乱罪的存废问题，更多的学者是站在法律与道德规制的边界角度进行评述．甚少有学者站在犯罪构成的角度对聚众淫乱罪的除罪问题提出主张。笔者认为，聚众淫乱罪犯罪构成中的“公然性”、“聚众性”、惩罚的对象范围以及立案标准等均存在立法缺陷，需进一步加以完善。     

政府的经济学本质初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的经济角色及其职能的准确定位与我们从经济学上对政府本质的理解关系密切。政府的经济学本质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它有存在形式的多样性、拟人性和不容替代性等主要特点。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源,它应在市场最需要它的时候和地方出现,而不是越少干预越好或越多强化越好。     

大众传媒中歧视问题探究

大众传媒对当前信息传播的重要影响毋庸置疑,由于其宣称的独立性,以及站在政治和商业权力的对立面而受到普遍的赞誉。但在这个貌似公正无私外表的掩饰下,媒体却对现实社会中众多的“歧视”观念的产生和延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民间组织规制模式探究

宪政制度对民间组织的理性规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世界各国的民间组织规制模式大致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和社会主导型两类,二者在规制的主体、目的、范围、对象、手段、环节诸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别。清除人为障碍放松管制、走社会主导型规制之路,必将成为世界各国规制民间组织的共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