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工党党规建设

澳大利亚工党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政党之一,在澳大利亚政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历史悠久的成熟政党,工党具有完备的党章、纲领、制度、规约、准则等内部规章。在内部规章制度建设过程中,工党注重党章、党纲等根本制度的建设,并不断革新自己的纲领和目标;注重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进一步扩大了基层党员的选举权和决策权;注重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增强自身的政党适应性。     

二战后澳大利亚工党从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的转型

澳大利亚工党是澳大利亚政坛上颇具影响力的大党,历史悠久,执政经验丰富.自1891年成立以来,工党一直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促进党由群众型政党向全方位政党的转变.随着澳大利亚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工党相应地对其指导思想、群众基础、与工会的关系等方面作了一系列调整和变革.这些改革举措也是工党向全方位政党转型的具体表现.通过转型,工党在联邦大选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增强了政党适应性,扩大了选民基础.     

澳大利亚工党党内政治生态研究及启示

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对于政党的发展至关重要。工党作为澳大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党,近年来党内政治生态状况不佳,存在派系纷争、贪腐现象、党员流失以及政党认同下降等问题,为此工党失去许多选票,沦为在野党。为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工党加强党建力度,在党魁任免规则、党员作风、廉政建设、党内民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力争重塑工党形象。     

澳大利亚工党的绿色战略评析

澳大利亚工党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长达13年之久的连续执政,使其成为这一时期世界上最成功的中左政党。究其成功的原因,与其在80年代初期开始成功地推行绿色战略有关。 一、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环保运动的发展和工党绿色战略的提出     

社会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因--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

美国《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53卷发表了阿什利·拉韦勒题为《社会民主党与新自由主义: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的文章,认为澳大利亚工党从提倡社会改良和政府干预转向新自由主义,主要不是受意识形态、全球化和选举因素的影响,而是因为工党的再分配政策所需资金有赖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不景气动摇了工党实施其纲领的经济基础。作者同时认为对澳大利亚工党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也能解释其他社会民主党转向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根本原因。这表明改良主义的社民党已经在当前世界经济大形势下处于深层危机之中。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英国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的变迁,受工会控制的工党已经严重脱离社会,并在大选中连续失利.为此,工党在90年代进行了组织体系现代化的改造,并获得初步的成效,为工党1997年和2002年大选连续获胜奠定了基础.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党内决策的民主化;政党资源的社会化;选举运动的专业化和中央化.其核心是把工党从一个传统的劳工党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全民党.工党组织体系的现代化也反映了后工业时代西方传统社会民主党变化的一些普遍规律.     

毛里求斯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

毛里求斯工党是毛里求斯独立后的主要执政与参政党。它结合毛里求斯特殊国情,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在政治上,推行共识政治;在经济上,因地制宜发展经济、追求充分就业;在社会政策上,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建设福利国家,取得了一定成效。不过,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策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     

澳共的主张及其对澳主要政党的态度

澳大利亚社会主义党于1996年10月6日更名为澳大利亚共产党,这标志着澳大利亚在1990年底共产党自动解散后,又有了新的共产党。新澳共在理论上不断反思创新,在实践上不断调整政策,使其纲领和政策更加符合国情,其影响也不断增大。本文主要介绍澳共的发展历程、主张及其对澳主要政党的态度。     

从“科尔宾现象”看英国工党的变革与面临的挑战

左翼议员杰里米·科尔宾在2015年以"黑马"姿态当选英国工党领袖,又于2016年以明显优势战胜竞争者。两场选举标志着"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的左转,折射出政党精英与普通选民的分歧,也是工党调整方向、网络传播效应和选举制度变革的结果。科尔宾如欲弥合党内分歧,整合工党力量,把党员支持转化为工党选票,争取工党重新上台,还需要解决党内高层认同不高、理论创新能力不足、民调结果持续落后等诸多难题。     

工人政党掌管拉美第一大国--巴西劳工党的执政之路

今年元旦,随着巴西新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 拉·达·西尔瓦宣誓就职,巴西劳工党也随之成为巴西执政党。劳工党白手起家,仅用23年时间,便从零开始,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党员并成为拉美第一大国的执政党。和巴西乃至拉美大多数左派党相比,巴西劳工党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工人政党。 应运而生的工人政党 在巴西,号称工人阶级政党的中左政党为数不少,力量较大的有巴西共产党、巴西的共产党、巴西工党、民主工党、     

陆克文:"中国通"成为澳大利亚工党新船长

2006年12月4日,澳大利亚最大政党、主要反对党工党举行领袖选举,现年50岁的原影子内阁外交贸易部长陆克文(Kevin Rudd)以49票对39票击败原领袖比兹利当选领袖.此前因备战下届大选而愈演愈烈的工党领导权之争终于划上句号.澳社会普遍认为,陆克文的当选意味着工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对澳大利亚工党“第三条道路”变革的探析

为了寻找解决澳大利亚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克服因意识形态右倾而陷入的身份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澳大利亚工党确立了"第三条道路"的指导思想,以平衡效率与公平为基本原则进行了政策调整和实践。但是,以"第三条道路"为指导的澳大利亚工党事实上是将政治目标转向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这意味着该党仍然没有准确定义自身的政治属性,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澳大利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固有弊端。现如今的澳大利亚工党已基本不再提"第三条道路"的口号,但并未放弃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     

英国的政党财政改革及其对新工党的影响

新工党自1997年上台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英国的政党财政改革.《政党、选举与全民公决法》(PPERA)付诸实施以及选举委员会成立至今,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仍面临不同程度的财政困境.菲利普斯报告虽然勾勒了新工党政府新的政党财政改革蓝图,但由此引发的争论却使工会与新工党的关系遭遇严峻考验.种种迹象表明,新工党正在经历由"大众"政党向"卡特尔"政党的转变.     

英国工党与工会关系的政治分析

随着2010年5月的大选失利和9月选出新领袖,英国工党进入埃德·米利班德时期.为了重新赢得执政地位,工党开始了政策反思与调整的历程.其中,工党与工会特殊的制度化联系,成为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 英国工党与工会的传统关系与调整 与西欧大多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建立不同,英国工党起源于工会运动.同时,由于工会是工党力量的主要输送者和财政的主要供给者,固而工党的政策主张与思想理念长期受到工会的控制,以工会政治臂膀的形象出现于英国政坛.     

英国工党左翼新动向探析

英国工党的思想来源和组织构成比较复杂,左右翼持续博弈伴随着工党发展的历程,左右翼交替主导折射出英国社会的变迁。2015年至今,强硬左翼科尔宾担任工党领袖,提升了左翼在工党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凸显了"后第三条道路时期"工党进入左转周期的趋势,改变了英国两大政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纲领政策趋同化的状况。左翼崛起得益于右翼主张失效、党内制度改革、领袖个人魅力和社会思潮变化。2017年英国大选中,工党的成绩超过各界预期,"科尔宾现象"对于工党的发展乃至英国政局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世界社会党的发展演变与理论政策调整

在世界政党的大家庭中,社会党(包括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等同类型政党的总称)可以说是比较鲜明的一族.它在政党光谱中属左翼派别,是广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改良主义政党.它自成立以来几经兴衰沉浮,其纲领政策也历经几次重大调整,可以说是世界政党政治演进的典型缩影,对于认识世界政党的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英国工党关于欧洲问题的争论及政策分析

英国工党的欧洲政策一直处于调整变化之中,这种调整变化与工党内部争论有关.在欧洲问题上,工党内部一直存在疑欧派和亲欧派之争,这种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工党在不同时期对欧政策的制定.疑欧主义和欧洲主义的争论使工党在顺应历史潮流融入欧洲之时又对其深怀戒心,从而形成工党具有英国特色的欧洲政策.     

从立宪民主党支持率看日本左派政党合作前景

立宪民主党是日本新生的政党力量,其自由革新的左派政党特色鲜明,已取代原日本民主党成为与日本自民党政权对峙的最大在野党。该党一方面继承了大部分民主党固有的内政外交政策,同时又较原民主党更为关注城市中低收入者的生存状态,代表城市工薪阶层利益诉求,具有明显的工党性质。通过考察立宪民主党支持率的变化,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近年在自民党长期政权下日本国内左右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并对左派政党合作竞选的前景作出合理的预估。     

致力于稳定与牢固的中澳关系--访澳大利亚工党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陆克文

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邀请,澳大利亚工党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陆克文(Hon Kevin Rudd)近日率领澳大利亚工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在钓鱼台大酒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卡特尔政党模式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政党政治及其走向

从政党类型学来看,政党卡特尔化是当代西方主流政党的重要趋势。澳大利亚政党政治在党内关系、政党资源和党间关系三个维度已经初步具备了卡特尔化的典型特质。在党内关系上,两大主流党积极推动组织构架从联邦制向层级制转化;在政党资源方面,社会资源仍是主体,但主流政党是国家资源的最大获益者;在党间关系上,两大党之间的政策界限逐步模糊,小党有所发展却仍只能在制度边缘求生存。由于国家经济状况、民主发展阶段、选举体制等现实约束,澳大利亚政党距离完全卡特尔化仍有一定距离,但发展势头不断增强,导致澳大利亚的政治生态不断恶化。一方面,主流政党式微,两大党不得不摒弃前嫌,联手遏制颓势;另一方面,小党林立,但难堪大任,政党政治前途充满着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