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1937-1940)——基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全面抗战初期,为了打破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在哲学领域,毛泽东主张“实践第一”的认识论,强调认识活动具有过程性,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构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史学领域,毛泽东通过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并对中国近代史进行历史分期,划分了中国近代史的历史阶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同时具有继承性和超越性。毛泽东通过在哲学和史学领域的系列著述,从理论上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命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为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     

试论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

毛泽东农村革命思想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毛泽东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梁漱溟则以“士”的立场看待中国农村;毛泽东认为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农村已形成农民与地主两大阶级的对立与斗争,而梁漱溟则认为中国农村无阶级对立,更无阶级剥削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主张从废除封建地主占有制的土改斗争入手,用暴力革命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建立社会主义,而梁漱溟则主张走“乡村建设”的改良之路以解决农村问题。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观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奠基人,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奋斗一生.毛泽东的创新思想极为丰富,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探讨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创新观,认真总结毛泽东的创新基本经验,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不断创新,至关重要.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来龙去脉

梁漱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思想家,被外国思想界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在思想界,梁漱溟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然而,他与毛泽东在政协会上那段唇枪舌剑的争论,却是鲜为人知的,充其量,也只能是在“文化大革命”对他的大批判中,人们能从字里行间发现一些他当年的“错误”和“反动”。 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与毛泽东交往几十年/他两次到延安,向毛泽东请教。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情谊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梁漱溟与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不同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今已经实现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各有不同的鲜明特色:第一次飞跃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则形成一个由多个具体理论形态共同组成、有共同主题的理论体系；两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基本内容不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关联点、接触点、交叉点不同,因而关联词也不同；虽然两次飞跃都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但第二次飞跃则在更进一步搞清这一根本问题之前,先着重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把这视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答和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起点；第一次飞跃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第二次飞跃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别中国化的情况有所不同.     

毛泽东与梁漱溟在中国社会与乡村建设思想的分歧及原因

众所周知,毛泽东始终致力于"农民问题"的研究,梁漱溟则在山东进行了长达7年的乡村建设社会实践,二人在农村问题上都有一套较为成熟的理论。1938年毛泽东与梁漱溟在延安窑洞进行的对话,集中体现了二人在中国社会发展与乡村建设认识上的分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过程和形态

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通常是把它当作一个无须置辨和研究的常识。但恰恰是这个“常识”,蕴含着中国社会 2 0世纪以来变革与发展历程的丰富、深刻的文化历史内涵。因此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就必须把结构、过程和形态结合起来 ,在厘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元问题的基础上 ,做一种总体性的深入研究 ,通过创造性的诠释来观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 ,从而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上升为一种理性的自觉 ,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回到马克思"

从文化根源上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危害最大的就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被扭曲的两个基本表现形态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文化层面上看,这两种似乎对立的表现形态实际上都是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关系所作的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的诠释。从方法论上看,要从理论上破除小农经济文化心态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推进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必须“回到马克思”,正确、全面地认识“回到马克思”与“马克思走向当代”的辩证关系。     

中共二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肇始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不同认识.认识不同,源于标准不同.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笔者认为,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     

关于＂中国梦＂理论意义的认识深化——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

“中国梦”是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课题。目前学界对“中国梦”的理论意义已有一些论述，但是鲜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进行探讨。实际上，“中国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路、思想实质、理论品质和价值取向等四个方面的理论意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下深化对“中国梦”理论意义的认识，是学界进一步从整体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去理解“中国梦”内涵和实质的认识前提和基础。     

毛泽东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论析

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环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经历了由信仰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应用马克思主义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系统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认识基础.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建党学说的影响

毛泽东建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与中国共产党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来自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他打下了深深的思想烙印,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把握使他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合理成份经过继承、改造和升华,成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使他的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具有了“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中的毛泽东《论持久战》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篇经典著作.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发展规律、战争性质等角度,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前途,论证了中国必胜的战争结果,并深刻阐述了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国情特点、持久战何以可能、内线和外线、反对主观性和发挥能动性、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进行决战和避免决战等战争中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客观、全面、发展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抗战,强调了坚持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批评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唯心论和机械论等错误观点.《论持久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成功案例.     

文化创新视角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概念.从文化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的变化,对中国文化进行创新,使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从文化创新的视角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文化意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创新及其意义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     

党的十七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的现状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七大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步入新的机遇期。理论界从多视角、多层次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行研究,大致可以概括为六个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专题研究中附带提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题研究中兼顾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当代中国的背景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描述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以毛泽东、李达、艾思奇等人为个案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     

谨防“大众化”陷入误区

误区一：让“大众化”停留在“通俗化”阶段。 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和任务。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论争及启示

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革命的动力与对象以及中国革命的发展阶段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造成分歧的根本原因是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毛泽东与王明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在实践中造成的不同结果告诉我们,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经验,更要走自己的路;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更要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及其演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和任务 ,在 1 938年 1 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代表党中央正式提出 ,至今已 60多年。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历史背景及其演变原因的分析 ,以期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提供前行的经验。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气派”

毛泽东思想是“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评价毛泽东思想这样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气派，理当更多地侧重于它的气势。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关系到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也关系到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解。 　　一、“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 　　“中国气派”最先见于毛泽东在 1938年 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