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提升政策执行力的思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执行力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眼下不少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政策执行力不足问题。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增强政策策略意识,以改革创新精神提升政策执行力,开展深入了解民情的政策调研,形成充分反映民意的政策导向,健全政策执行纠错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1948年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1948年初,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共中央开始集中精力研究新形势下包括知识分子政策在内的党的各项政策问题.对于之前工作中出现的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毛泽东和任弼时指出,必须采取慎重态度,避免任何冒险政策.1948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明确把“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作为观察和划分社会阶级的唯一标准,从而将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从剥削阶级的范畴中剥离,纳入到“劳动人民”中来.在随后接收新区的过程中,中共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包下来”的知识分子总方针.对于新解放区的原有学校、教育、文化等机构采取保护政策,并通过开办短期学校或训练班,组织演讲会、座谈会、辩论会等形式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此外,中共还在协商建国的过程中大力争取国统区知识分子民主派,为最大限度地争取知识分子参加新生的人民政权建设创造了条件.     

1948年毛泽东山西之行与新中国的建立

在新中国成立前夜的1948年，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民主、进步、光明的力量，与国民党为代表的独裁、落后、黑暗的力量，进入了大决战阶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毛泽东法律方法论的特点及启示——基于毛泽东在1948年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分析

毛泽东在1948年给刘少奇的一封电报中,谈到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策略问题,包含了毛泽东对法律策略性的理解和关注,即重视法律的功能性、工具性和现实性("法律三性")。"法律三性"是毛泽东法律思想中"法律策略主义"的直接表现,重视法律策略主义,可以拓展和丰富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也对目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以及现代法律制度的实施具有重大的启发和意义。     

论毛泽东对“五四”的解读

毛泽东基于他对五四运动的亲身体验,从服务于现实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意义,并对五四运动形式主义的错误方法和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缺点进行了反省.毛泽东的"五四"观集中体现在对"五四"的激进革命话语解释系统中,其基本特征是以政治运动含括文化运动,以政治意义解释思想启蒙意义.他对"五四"解读的政治模式,对学术界以后数十年的"五四"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质量互变”——毛泽东辩证法思想论析

毛泽东是一代哲学巨匠，他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用智慧和心血开拓了一条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同志关于质和量的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之一。不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对于我们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毛泽东拍板新区土改的对富农政策

1950年,为解决新中国成立后新区土改中的新问题,毛泽东广泛听取党内外同志的意见. 3月12日,毛泽东曾致电邓子恢(中南局)、彭德怀(西北局)、邓小平(西南局),内称:"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问题,去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中,我曾提出过,惟未作详细的分析和未作出决定,现在已到需要作决定的时机了.     

毛泽东“党的三大作风”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此后,人们将毛泽东的这段论述简称为“党的三大作风”。     

从政策到策略——1956—1957年“双百方针”的嬗变

1956年4月,为了繁荣文学艺术和推进学术研究,毛泽东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艺术和学术工作的一项基本政策来提倡.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后,"双百方针"就有政策与策略并重的意味了,甚至后者更重一些.而在1957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反右派运动的部署后,继续鼓励"鸣放"就仅是一种反右派的策略了,作为文艺和学术工作长期方针意义上的"双百方针"已不在存在.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个转变也给中国以后的历史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这是不讲政策”：毛泽东抱撼“山大王”被错杀

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特意会见了袁文才、王佐的遗孀。毛泽东握着袁文才妻子谢梅香老人的手说：＂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们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与领袖接班人问题——兼论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领袖接班人问题是毛泽东晚年一直未能解决好的问题。受各种因素影响,毛泽东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出现失误,表明党在制度建设、特别是民主制度建设上存在缺陷。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汲取前人教训,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针对接班人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制度建设,保证了党的领袖交接班由个人转向集体并能够顺利进行。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理应成为贯穿党的建设的主线。     

论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的体制改革思想

本文从恩格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改革的论述出发,探讨了八大前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长期性、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探索。毛泽东的有关探索成果为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改革理论铺垫了一定的基础。     

论党内民主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从党在1948年几项具体工作谈起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1948年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军事斗争之外,还着重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不断加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党内民主在党的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从党在1948年几项具体工作谈起

我们党80多年的奋斗历史,同时也是不断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1948年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有着重要地位的年份,在这一年里,我们党在军事斗争之外,还着重纠正了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从而使中国革命的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这些辉煌成绩的取得,与我们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发挥党员的积极性,不断加探索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有着密切的联系。     

改革开放30年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本文从改革开放30年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过程，论述了改革开放30年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新发展、新突破，以及对实践工作的指导意义。     

1950年毛泽东“授权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的由来

1950年1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明确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强烈谴责了帝国主义和拉萨当局分裂西藏的阴谋诡计,并提出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对于这一谈话,是否经过毛泽东授权,毛泽东是怎样授权的？笔者在查阅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其由来加以说明。     

“加强纪律性”:“目前工作的中心一环”——毛泽东和1948年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建设

1947年底中国革命面貌发生质的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历史达到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了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毛泽东选择加强纪律建设为核心环节,以推动全局工作。从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到城南庄会议前后提出一系列新概念,充分显现政治纪律涵义,再到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对纪律建设全面总结提升,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一场持续深入的纪律建设。通过不间断地探索创新,中国共产党对纪律工作的认识及实践在1948年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取得极为丰硕的成果,为确保解放战争最后阶段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     

论毛泽东对“中国梦”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指明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方向,领导了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对“三农”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从农业开始的.他从农业、农村在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高度,论述了"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观点.对我们今天把"三农"工作放在国民经济的首要地位仍有指导意义.     

毛泽东是如何看待和处理“挨骂”的

能够正确区分、看待和处理"挨骂"问题,在应对"挨骂"中改正错误、坚守真理,完善政策、改进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并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认为,大凡先进的和革命的东西,往往会遭到质疑甚至责骂,这是矛盾规律的表现,是正常的事,特别是敌对势力的谩骂,往往证明我们的正确。中国共产党只要站在正义的立场上,为亿万人民谋福祉,就要有坚持做下去的勇气。他还指出,尽管共产党人要随时做好"挨骂的准备",但有些情况下也要争取少挨骂或不挨骂。这需要共产党人坚持做符合历史潮流和对人民群众有利的事。毛泽东对待"挨骂"的态度和思想启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必须要有的定力;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观点,以人民为中心,就不怕挨骂;要始终以辩证和理性的态度看待和处理非议,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努力壮大自己;面对国际社会的一些责骂,我们也应适时出击,在争取话语权的斗争中掌握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