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嵌入：以数字技术打破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分割

文章聚焦破解条块分割这一基层治理中的结构性难题。数字技术通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权力、规则和信息等结构要素，优化了科层运行机制，有助于打破条块分割，提高基层治理的回应力，具体包括：通过结构嵌入，改变科层内外权力运行机制，重塑权责关系。同时，改变科层僵硬规则，创造柔性边界和组织弹性；通过关系嵌入，推动主体地位发生变化，重塑主体间网络关系。     

权责关系规范化：基层政府减负的路径选择

为基层减负是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基础。基层政府负担较重既是老问题也有新表现，既与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相伴随，也与深层次的体制设计密切相关。权责关系是理解基层政府负担的重要视角。基层政府在政治性责任、事务性责任、问责压力不断强化的同时，激励性权力、惩罚性权力、协调性权力不足，权力与责任之间的脱节、不一致使基层政府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欠缺，各种工作负担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缓解。权责关系规范化是基层政府减负的重要前提，通过加强权责清单制度建设、创新工作机制、优化督考激励模式，推动权责边界清晰化、规范化，提升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的话语权，激发基层干部内生动力，进而实现为基层政府松绑减负、提高基层治理效能的目标。     

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的“空间转向”——以S市“大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为例

在推进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系统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既是加强和创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基层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当前，基层公共服务治理正面临着空间的限制，具体表现为物理空间的区隔、权力空间的碎化和关系空间的离散，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需要推动空间重组。基层公共服务治理创新中的空间重组包括三个方面：通过物理空间的重组，重新设置基层公共服务单元；通过权力空间的重组，提升政府基层公共服务的整体效能；通过关系空间的重组，构建基层公共服务合作关系网络。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党建引领的统筹协调、效率取向的分类治理和高效协同的技术赋能是空间重组的实现机制。通过空间重组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效能，还须进一步理顺和明确不同行动主体间的职能和权责关系。     

论政府权责关系

责任政府已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首要目标,其实质是要建构科学而有效的责任控制权力机制。因此对政府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理论探究是责任政府建构中首要回答的问题。本文以社会契约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在对政府权责关系的理论追问中,指出公众权利是政府权力和责任的源头,政府权力异化是导致政府责任缺失的根源,分析了以责控权的逻辑,并在行政运行过程中解析“权责一致”原则的特定内涵,从源头上澄清认识上的分歧,为实现政府权责关系的科学化与规范化提供基本的理论支持。     

大学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中的权责划分

目前，我国大学普遍实行的校院两级管理模式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是，学校与学院之间权力和责任的划分。本文以校、院、系之间的关系分析为基础，首先讨论校、院之间权责划分的原则，然后分别界定学校和学院各自应具有的权责，最后研究如何转变学校职能部门的功能。     

影响公共部门内部效率的因素

公共部门主管当局与其工作人员之间是委托代理的关系 ,这一关系的核心是激励约束机制。激励约束机制是否有效率 ,直接影响公共部门内部效率的高低 ,而处理好集权与机动权的分配关系则是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明确委托人与代理人各自权责的前提。而不同的公共部门存在着不同的权力分配关系 ,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下 ,委托人与代理人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问题也会有所不同。     

全球公域:不均衡全球化世界中的治理与权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化,具有非传统特性的全球问题不断涌现,在现有治理秩序下无法得到有效解决,需要协调全球各行为体一致努力进行治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全球共治理念的贯彻,有助于实现全球共享安全。其中,网络、极地、外太空、公海等各个全球公域的重点问题领域,亟须全球做出协调努力进行治理。全球公域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战略增长点,为各国所重视。但是,治理中仍然存在着两类权力不均衡的情况,即参与治理的富国与穷国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参与治理的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权力的不均衡,它们都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全球公域治理的制度安排受限于概念模糊、划界不清、权责不明的现状,大国权力政治的色彩很容易趁机充斥到全球治理的诸多安排当中,危机治理行为的合法性。     

公安机关强制隔离戒毒工作的权责平衡问题研究

现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正面临诸多质疑,而公安机关在现行戒毒模式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破解强制隔离戒毒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要解决公安机关权力与责任配置方面出现的问题。公安戒毒中的权力与责任关系总体处于失衡状态,分别体现于权力与积极责任的关系、权力与消极责任的关系之中。应借鉴权责平衡理论的相关理念,从健全积极责任的引导功能、发挥积极责任的规范功能、完善相关责任配置、强化责任追究机制等几个方面重新构建平衡的权责运行体系。     

地方项目化治理中的权力异化及其衍生效应

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破除权责壁垒,推动地方政府转变职能

权责壁垒是指地方政府所属部门固守各自的权责与利益,淡漠协作,各自为政,忽视大局。这是当前中国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职责同构,上下一致的权责结构、制度失范,权力膨胀的部门现状、各管一摊,互不干涉的行政分工、身份归属,自给自足的单位体制,是造成权责壁垒的主要原因。地方政府转变职能,必须从政府—社会的全局角度打破权责壁垒,理顺地方政府部门的权责关系,实现地方政府部门权责的合理配置。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