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重要视角：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对贵溪“8·19”恶性械斗事件的分析

以诱发的主要原因为论,可将发生在农村的群体性事件分为“械斗、税费、土地”三个时期。从历史上看,为便于研究和区分,可将上世纪80年代及之前发生的以山林水利纠纷等为主的群体性事件称为传统群体性事件。传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外部特征就是宗族械斗。但近几年学术界似乎已使其变得陌生,发生在2004年8月19日的江西省贵溪市的恶性械斗事件又使它变得清晰。政府应对农村传统群体性事件有更积极的作为,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     

基于“官方行动者”视角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化

由于群体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应对规范依据的"双重"复杂性,政府在实践中常常较难把握群体性事件应对的法律与政策界限。从"官方行动者"的内在视角出发,将群体性事件分为合法的、可容忍的和越界的三种类型,这既有助于完善群体性事件的理论研究,也通过使不同群体性事件类型对应于不同的规范依据,有助于群体性事件应对的理性化、规范化。     

社会转型下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应对

群体性事件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是必须要正视的话题,对于正处在社会结构调整、经济体制转型、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价值体系重构中的中国,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影响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和稳定发展,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充分做好预防和应对工作。群体性事件凸显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必要性,尤其是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有效、及时地预防和应对群体性事件可以极大地缩减社会成本,维护社会的良性运行。     

浅谈当前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做法

分析对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正确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出处置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原则和做法。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性事件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纵深推进,社会群体利益日益分化和冲突,公民的民主权利和法治维权诉求往往不能够通过有效途径实现,使得各地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基层政府作为有效预防和稳妥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应对者,其应对是否及时和治理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群体性事件演变的方向。研究群体性事件的问题,掌握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策略,对提升基层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减少和防止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尤为重要。     

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及其应对策略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高位运行。分析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总体概况的基础上,从发生原因和发展过程两个方面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新特点,并从消解群体性事件矛盾根源、优化群体性事件处置过程角度提出了宏观和微观应对策略。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分析

农村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一定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其干扰了农村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成为影响农村稳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入手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成因提出一些理性思考。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探究

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更快捷有效的方式,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助推器。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对群体性事件的孕育、发生、演变甚至结束都起着重要的影响。因此,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在对公安机关处置网络谣言危机实践的实地调研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之上探究网络谣言的管控策略,契合了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管控的现实需要;同时将为科学合理地构建公安机关应对网络谣言的管控机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支撑。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新趋向及其理性反思——以乌坎事件为例

乌坎事件体现出我国群体性事件由自发松散型趋向于组织严密型、由一地的矛盾冲突趋向于多地的串联与互动、由单纯泄愤型或经济诉求型趋向于经济政治复合诉求型等新趋向。我们要理性看待和正确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这些新趋向。     

刘少奇对1956年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及启示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际,受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我国出现了农民闹退社、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群体性事件。为稳定国内局势,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刘少奇提出了要把群体性事件纳入人民内部矛盾之中;要辩正地看待群体性事件;解决群体性事件须从干部作风入手;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落到实处等一系列措施。刘少奇关于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思想,警示我们对于群体性事件这样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只有透过表象,抓住问题的实质,才有可能获得实践上的正确应对和理论思考上的有益突破。     

浅谈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

近几年来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次数、参与人数呈上升、扩展态势，组织程度增强。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主要有群体性、利益性、组织性、非政治性、变化性和复杂性等特点。新农村建设和“三基工程”建设是当前预防和处置失地农民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有利条件。失地农民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方法包括：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调整农村社会的利益结构，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建立危机管理体制，尤其公安机关要加强预警机制建设；掌握处置失地农民引发的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方法和艺术等方面。     

警察视角下群体性事件内涵的法律再解读

群体性事件内涵的界定是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公安机关对特定行为或案件作出准确处理的必要前提。将群体性事件界定为诉求主体违法表达正当诉求或自认为正当的诉求,及其所进一步引发的不特定多数人参与实施的不同程度的危害行为所构成的行为集合。这个界定有助于更好地应对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灰黑”势力及其治理

近年来,宗族势力、黑恶势力、邪教势力、封建迷信势力等灰色势力不断染指农村群体性事件。或是制造矛盾,或是出谋划策,或是红黑勾结,导致群体性事件利益冲突复杂化,矛盾冲突暴力化,行为对抗组织化。为此,必须建立新型的农村政治诉求机制,打击"灰黑"势力违法行为,提高基层政权公信力,化解基层矛盾纠纷,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等,以遏制"灰黑"势力介入农村群体性事件。     

公安机关管控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有效途径——以传播学为视角

当前,随着网络舆情影响的不断扩大,其在群体性事件应对处置中的作用也日趋明显。因此,公安机关更好地认识网络舆情的传播机制,分析研究网络舆情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范围和传播过程的规律特点,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舆情危机,对提升政府的执政水平和公安机关执法公信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正常死亡引发农村群体性事件之社会管理对策——以江苏连云港某县“2.14情人节事件”为例

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开放、人员大流动趋势日益明显,与此同时带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的难度与日俱增,各类非正常死亡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非正常死亡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发有一定的心理原因,各种社会因素直接影响非正常死亡事件的解决。因此,治理该类群体性事件应做到:必须畅通信息,及早稳控,牢牢把握工作主动;灵活处置,依法打击,主动应对,正确引导舆论,医院主体应规范管理、改进作风,从源头上减少不利因素。     

论派出所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派出所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忠实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派出所应根据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相关规定及公安机关的性质和职能,树立“防范是基础、处置是关键、善后是保障”的观念,科学应对群体性事件,并建立相应的群体性事件的防范机制、处置机制和善后机制。     

论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处置的警务战术价值观

公安机关在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处置中,树立正确的警务战术价值观来应对和解决出现的新情况、新局面,摒弃将维护稳定等同于被动地维护既定现实、面对复杂情况畏缩不前、处置群体性事件只追求事态平息的思维定势,分程次、分级别、分阶段对待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提高视现场不同情况而采取相应的警务战术能力水平,从而达到最适控制状态和最佳处置效果.     

公安机关应对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探讨

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农民采取常规手段难以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集体越轨行为,严重影响了广大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公安机关应对这类事件应当坚持“情报信息主导群体性事件的应对”的理念,找准“维护社会稳定与维护被征地农民的根本利益”的结合点,加强对征地过程的全程监测,及时疏导被征地农民的对立情绪,科学合理地评估事件的性质及发展趋势,控制事件局势,平息群体性事件的事态,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新时期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性研究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认识和应对群体性事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必须面对与认真解决的重要现实课题.因此,对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理性研究,是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基础.群体性事件概念的由来及其界定,以及进入新时期以来,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状况、发生原因及其内在机理,是公安机关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依据.     

网络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危机管理的哲学思考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有复杂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和谐、人民群众认识水平差异、敌对势力的鼓动、政府在应对事件过程中方式方法欠妥等.与传统群体性事件相比,网络群体性事件有规模巨大、破坏力强等显著特征.网络属于新生事物,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是我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之一.能不能做好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管理,已经成为政府管理能力的试金石.只有不断地加强政府管理的效率,加强网络立法,加强网络监管,区分事件性质,打击网上敌对分子,网络才能成为一片净土,成为广大网民的“美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