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中国法治“大事件”

2012年,中国法治进程迎来一系列“大事件”,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告诉人们：中国作为一个法治同家,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容践踏,依法治同的脚步蛏定不移。     

“法治中国”:世界意义与理论逻辑

"法治中国"作为一个重大政治命题,既是党中央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提出来的;也是党中央站在国际法治体系的全球战略高度,以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胸怀,向世界人民展现中国在当代国际法治体系中的良好的国家形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现行宪法的法律表述,"法治中国"则是统合"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两个宪法概念的政治性概念。治国主体包含着主权意义的人民与治权意义上的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依法治国自然包括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两个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是一个对"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军"等多方面概括统合的概念。"法治中国"含有国际法治的政治概念,在当下乃至一个较长时期,"法治中国"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与世界意义;"法治中国"与"法治国家"两个建设同时抓,但法治中国建设还需回到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原则与目标上。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中国“特色”的市场法治之路

为了加快和推进我国的法治进程,应首先和主要克服主导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经济制约关系——所有者之间经济制约关系的扭曲和不健康现在,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历史结合中,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我国既定的明确的合法的经济发展模式。基于这一充分的理性的根据,可以肯定我国不但必将走向法治,而且会加快法治的进程。正因如此,我们就应该确立这样一种坚定而强烈的信念:在市场经济已经在我国确立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结构中所存在的一些因素,如历史悠久的伦理文化,基础深厚的人治传统,根深蒂固的政治本位,力量强大的固有体制,都无法阻碍法治在我国的最终形成和确立——但这些因素会使我国的法治之路打上强烈的民族烙印。     

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这一概念提出的理论和实践依据在于：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法治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要素和重要标志;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对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实践的理论表达和学理表征。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包括宪法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监督和制约公权、维护公平正义、构建社会秩序、促进人类和平、立足本国国情、法治文明互鉴。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以人民为中心、全面依法治国、大国法治、赓续中华法治文明、面向全球化。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完美结合构成了法治现代化的中国范式。     

对“以法治方式推进改革”的解读

以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进而推进改革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重新定位。这既可提升法治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也是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如何准确地理解法治方式,进而理顺法治与改革的关系,跳出改革的"转型陷阱",化解权利与权力之间的"结构紧张"关系,是理论法学的重要任务。法治方式不是"你治我"或"我治你"的工具,而是一种公共治理的理性思维决策方式。改革与法治都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危机处理方式,但无论哪一种方式的单独运用都可能会出现偏差,因为停滞改革或过于猛烈的改革都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法治走向僵化不仅会放缓改革的步伐,而且也可能强化固有的矛盾。中国既需要改革,也需要法治,改革必须在法治的框架内展开。我们需要在改革、法治与社会的三重关系中理解"以法治方式促进改革"的意蕴。     

何不学学“9美元底线”？

据载,山东某地级市一位领导曾任美国纽海文市市长助理,纽海文市市长说:“按照中国的礼仪,我要请你吃顿饭。可按规定,在外公款请客超过9美元视为行贿。还是到我家里吃饭吧……”这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在美国,用公款请客有一个明确的罪与非罪的底线界限——以9美元为限。9美元,不用说在美国,就是处在社会     

“法律大厦”还需“精装修”

作为法治道路上的标志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历经30多年，实现了国外需要上百年才能绘就的宏伟蓝图，构筑起一个让百姓安身立命的“法律大厦”，其意义怎么形容都不为过。     

“法治改革观”及其意义——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重大变化

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性善论”对中国法治的若干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的“性善论”导致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崇拜权力而忽视权力制约 ,使以防止国家公共权力滥用为宗旨的现代公法无以健全 ;性善论导致中国人重视内心体验和直觉感悟 ,从而不利于现代程序法、证据法的建立与健全 ;性善论把人视为“义务人”而非“权利人” ,进而压抑了现代民法在中国的培育     

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统合意义上的“法治改革”论

探讨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目的在于找出深化改革的路径。我们需要改变对法治与改革之关系的简单思辨,在对立统一关系中探寻法治与改革的统合体。“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命题是对法治与改革关系的高度凝练,其中一核心内容是统合法治与改革关系的“法治改革”概念。在此概念基础之上,深化改革以“法治中国”为目标,“法治中国”则以深化改革为路径。在深化改革和法治建设过程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得法治与改革两种方法都有了价值追求,也是在深化改革中拓展法治的正确方向。     

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美丽中国——生态之美，离不开“法治之美”

十八大报告让一个新名词——“美丽中国”很快成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热词。     

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身份”焦虑

现代法治理论反对基于身份而衍生的特权,并不完全反对对"身份"的追求。由于当代中国法理学对身份问题研究误解了梅因关于法治是"从身份到契约"运动的思想,因而对基于"身份"的法理学意义有不正确的认识,在"身份"问题上出现了焦虑症状以后,仍不能正视"身份"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法理学还没有自身的独立性,没有做出独特的理论贡献,以至于出现了这种"身份"的焦虑。要想提升法理学的学科地位,需要认真研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论,以法律方法论塑造法理学的实用性,使法律话语成为主流。     

论“五五”普法的目标、主要任务和工作方式

如何结合形势发展的要求和国家民主法治建设的目标,合理确定“五五”普法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并采取合适的途径,不断提高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实效,是摆在各级法制宣传教育部门面前的一个十分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笔者不揣冒昧,对以上几个问题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家。一、关于“五五”普法的工作目标所谓目标,就是一项工作或任务在一定的时间段内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工作目标,有利于规范和指导工作,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一般来说,评判一个目标是否科学合理,主要看其是否符合以下几条基本原则:第一,确定性原…     

假如刘涌“不死”

刘涌案终于尘埃落定：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刘涌案作终审判决，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刘涌死刑，与其所犯其他各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这结果令很多人拍手称快，然而对笔者而言，作为一个法律人，跳出刘涌本人的生死之外，我所关注和思索的是刘涌案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从“遵法”到“尊法”

从“遵法”到“尊法”，它不只是一字之差，重要的是我们对如何建成法治国家在认识上取得了新的进步，进一步准确把握了法治国家的条件，特别是看到了法治国家必然具备“社会公众对法律忠诚的信仰”这一关键因素。     

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

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在处理有关家庭伦理与亲情的问题上,采用了一些积极而又零散的做法。这种能动而混乱的实践逻辑,既表明转型中国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转型中国的法律实践还缺少一个统一的家庭法哲学来指导。实际上,不仅家庭伦理和道德是法律伦理与精神的来源,而且家庭关系与家庭秩序也是社会关系和秩序的根本;更重要的,家庭能力还是国家整体能力的基石。因此,在社会转型、全球化以及大国崛起的整体背景下,当下中国的法律实践,就不仅必须要为中国家庭的战略地位进行重新定位,而且也必须要为家庭功能的重塑与家庭的重建提供各方面的支持;这样,在处理家庭问题上,它就既要审慎,也要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