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德利事件”折射的微妙社会心态

近几天，一条题为《河北容城“艾滋病女”与279名嫖客发生关系》的帖子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帖子引用署名闫德利的“艾滋女”的博客文章，公布了200多名“性接触者”的电话。容域县女子闫德利先后三次接受艾滋病检测，结果都证明她并无艾滋病。闫德利和她的家人认为，博客和帖子很有可能是闫的前男友发布的，其目的是为了报复她。     

我国行政指导的制度困境与重构

随着民主化的兴起和进一步发展,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推进,行政指导行为以其非强制性和柔和性的特质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关注甚至被大量采用。在我国,行政指导行为在制度上存在目标、前提、性质以及后果等诸多困境,因此需要在基本原则、法律程序、具体制度以及纠纷救济等方面进行改革和重构。     

反倾销法律制度的伦理学审视

以维护公平贸易为初衷的反倾销法律制度越来越多的受到学者的质疑,因而对反倾销法律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十分必要,而伦理学方法提供了崭新而有效的视角.本文从对反倾销法律制度存在的争议入手,探讨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类型以及用以分析反倾销法律制度的方法,重点对反倾销案例及反倾销法律制度社会效果和经济效应进行伦理评价,最后得出结论反倾销制度的合理实施符合伦理,因而其具有存在的合理性,但要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革.     

“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探析

“利益相关者”治理就是要让所有通过专用性资产的投入,而为企业的财富创造做出过贡献的产权主体参与到公司的治理中。“公司所有者”理解的更新,人力资本因素地位的提高,社会契约理论,管理的伦理道德化及社会本位思潮,是“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产生的理论基础。比较国际上几种主要的“公司治理模式”,“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较符合我国的法律选择。“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法律价值是社会正义和经济民主,“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与公司的社会责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利益相关者内涵更加明确。“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并不是最完善的,它只是在诸多的公司治理模式中的一种,但它顺应了世界范围内的公司治理模式从单边治理走向多边利益主体共同治理的趋势。     

“人肉搜索案”的社会诱因和法律困境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社会形态也必然发生变化,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以网络运用为代表的信息时代,这也导致了网络搜索成为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其中,人肉搜索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由于社会变迁,共同体规则衍变,旧有规则不能完全调适新问题,一系列现实问题不仅给法律带来了困境,也引发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思考.     

页岩气特许权的制度困境与完善进路

页岩气开发已被纳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但自然因素与制度缺陷共同导致了当前的页岩气勘探与开发的现实困境,并且制度缺陷加剧了自然因素的制约作用。我国页岩气特许权制度的缺陷构成了页岩气勘探开发的重要制度障碍,页岩气特许权制度实施存在诸多困境:设置页岩气特许权中的主体身份歧视、页岩气特许权制度对权利人行为全过程控制的疏忽以及对页岩气特许权人权利保障的阙如。欲推动我国页岩气产业的健康发展,必须首先重视与改造页岩气特许权的制度设计。     

制度理论对于社会稳定法律建设思路的启发

作为应用于多学科的理论术语,"制度"为完善和推进社会稳定法律建设提供了独到的观察角度。制度是社会结构组成、社会成员行为和社会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承担着分配和传递资源、教化和凝聚人心的功能。社会稳定法律建设要以制度为切入点,着眼于增进制度的包容性、弹性和应变能力,以法律为管理决策和资源分配提供民主、公开、透明的规则和程序,开辟意见表达、交流以及权利救济的畅通渠道,公正、高效地处理群众中产生的纠纷和冲突,进而奠定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     

我国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一个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信访困境有其制度根源,应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信访困境的制度成因。首先,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信访制度陷入困境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传统文化中的清官理念、信访制度初始设定的人治基因和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权利救济功能成为信访制度变迁的三重路径依赖,它导致人治信访、功能错位和无效率机制恶性循环等信访困境。其次,信访不信法的制度根源在于制度的逆向选择。再次,信访制度无效率的主因是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巨大,而引起巨大交易费用的原因在于信访中的信息不对称、信访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信访过程和结果的不确定性。     

不信法 不信人 信什么？——“许云鹤案”折射的社会图景

对于29岁的许云鹤和69岁的王秀芝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煎熬的夏天。两年前的一起民事纠纷,两个月前的一纸判决,让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同时坠入舆论漩涡。     

“躲猫猫”事件呼唤独立调查制度

官方邀请网民针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调查,本身就是公众与官方良性互动的结果。虽然相关组织工作匆忙,调查也未能得出任何结论,但昙花一现的调查委员会,毕竟体现了官方对公众舆论的重视和尊重。同时,官方邀请网民参与重大公共事件的调查,也反映出官民双方都认可对重大公共事件进行独立调查的必要性。     

公司律师制度在我国试行的困境及出路

公司律师制度是一项世界通行的制度，为了应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内企业界和律师界所面临的挑战，完善中国企业法律制度和律师制度，2002年10月12日，司法部公布《关于开展公司律师试点工作的意见》司发通[2002]79号（以下简称《意见》），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司律师试点推广工作的热潮。但好景不长，推广之初的热闹景象很快放缓。经过十年的推广，我国公司律师制度的建设困境重重，发展基本停滞。为何在西方国家运行良好的制度未能在我国取得预期的繁荣？究竟是制度本身存在问题还是推广过程存在缺陷？本文拟就此作一探讨。     

“独立董事”制度争刍议

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正面临着“内部人控制”、经营者侵犯所有者权益和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正是为弥补董事会职能之不足而产生的。本文从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及制度设计出发,探讨了我国在“独立董事”方面的实践及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独立董事制度能否发挥其作用,同时也提出一些立法建议。     

不信法，不信人，信什么？——“许云鹤案”折射的社会图景

对于29岁的许云鹤和69岁的王秀芝来说，这是一个有些煎熬的夏天。两年前的一起民事纠纷，两个月前的一纸判决。让这两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同时坠入舆论漩涡。     

公益诉讼的时代困境及其内在价值

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社会基本上实现了小康社会,成就了一项可圈可点的历史功绩。与此同时,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的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在这一时期逐渐兴起,并呈现出新生事物才有的那种良好发展势头。在公益诉讼这一总体性概念之下,公益法、公益律师、公益法律组织、公益上书、公益法实践、公益法律制度等新词汇和范畴陆续进入到人们的视野当中,     

“非公36条”遭遇“垄断门”——利益重构期的民企困境

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非公36条”出台一年多之后，民营经济的一些状况却难如人意。试图借政策东风，挑战垄断领域的民营企业，其重构利益格局的雄心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原因不仅在于与“非公36条”精神不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环境，还在于他们挑战的对手是当今最具权势的利益集团——垄断国企。这个利益集团借助于强大行政力量，垄断社会资源．获得企业和部门利益，他们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同时也是规则的最大受益者． 这场游戏似乎从一开始就已肚负分明……     

现实分割“网店”的法律困境

北京市的王琦和李筱丹离婚后,财产分割的官司从一审打到了二审。双方争议的焦点并非巨额现实财产,而是网店的经营权和所有权。目前,对于网店、QQ账号、游戏账号、网络游戏装备等网络虚拟财产能否转让、分割和继承等法律问题的规范,我国的明文法律规定尚处于滞后状态。     

“青蛙现象”对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群体性事件数量的明显增多，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加大了社会风险程度，也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突出问题。本文从19世纪末的一次青蛙试验中得到启发，分析了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并就目前的状况给出了具体的对袋，即注重运用公平原则来划分利益格局、建立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着力提升政府对危机敏感度。以保障社会安全运行，和谐发展。     

论股东本位——阿里巴巴公司“合伙人”制度引发的思考

阿里巴巴公司以“合伙人”架构在海外上市,这迅速成为业界关注的一个焦点.这种“合伙人”制度其实涉及公司法中一个长久争论的话题,即公司法是否应当奉行股东本位的理念.无论是检视法律逻辑,还是考察实际功效,股东本位均优于其他可选项.我国公司法应坚守股东本位,将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公司的目标,将公司的控制权归属于股东.同时,公司法可作类型化处理,对于封闭公司,授权“合伙人”决定公司董事人选,属于股东处分自身权利,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或社会公众利益,法律无禁止必要;对于公众公司,股权会比较分散,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公司稳健运行,应当对此设立禁止性规范,即使“合伙人”公司制度得到全体股东同意也不得例外.     

新时期社会“矛盾论”与“稳定观”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年的伟大实践,推动中国社会发生两大变化: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形势发展的新变化,要求人民法院工作必须对转型社会的矛盾论有新认识,对稳定观有新思考。一、转型社会中的矛盾论     

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法律困境、价值危机与改革方向--关于制定《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法》的设想

我国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极其可观的成绩,但其运行机制与我国宪法等保护公民人身自由的法律要求矛盾;运行价值与目标价值的冲突;运行功能不能完全满足社会对其作为最主要的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要求.在制度上尽快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要求做到认定根据的法律化,按照《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实现认定程序的司法化,是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建立统一的以消除行为人再度侵害社会的危险性为目的的强制性社会预防措施的法律体系和实践运作管理体系,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劳动教养制度的现实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