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追回资产的国际立法问题

追回转移国外的犯罪资产。是国际法体系中的一个新的分支——国际司法合作制度新近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结合《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关条款的规定,分析实体法、程序法、证据法、司法协助法规则,研究追回资产国际立法初步确立的一整套原则、制度、规则和规范。探讨追回资产国际立法的发展趋势。     

腐败资产追回的法律问题探析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建了腐败资产的追回与返还机制,为追回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国际法依据。本文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从直接追回、间接追回以及资产的返还与处分三个方面分析了我国腐败资产追回制度的不足,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几点完善建议: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性机构代表国家在境外提起民事诉讼;促进我国没收裁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构建资产分享制度。     

论习惯国际刑法的适用

习惯国际刑法指的是那些旨在制裁、防范国际犯罪,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而且具有明显强行法性质的各类国际刑事习惯规范的总称。习惯国际刑法在国际刑法的实体和程序领域有广泛的适用;国家法院的司法判决有助于习惯国际刑法规则的形成,同时,国家刑法在适用习惯国际刑法裁判某一国际犯罪案件或者执行国际犯罪案件判决的时候,会与本国固有法律相冲突。     

从《联合国反腐公约》谈我国刑诉制度的改进

《联合国反腐公约》包含了大量的刑事司法规定,就腐败犯罪的追究程序也作出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已经突破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范围,如我国在侦查程序的许多环节,特殊侦查手段,腐败犯罪资产追回的程序和方式,特别是在犯罪人潜逃情况下如何追回资产,证人作证方式及证人保护等方面,与公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本文将根据我国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定的精神,针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刑诉制度进行理论探讨,以推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更好的打击腐败犯罪。     

刑事缺席审判探讨

腐败犯罪作为一种残损政府公信、破坏民主体制和价值现、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财产性犯罪,已经发展到匡际领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项全球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书,确定了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些规定还不能满足公约的要求,经常在国际反腐败合作中受到阻挠,缺乏相应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就是问题之一.如何对我国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规定做出修改,以便更好地打击腐败犯罪、追回转移国外的腐败所得资产,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旨在针对我国贪官外遮以及转移资产到境外的问题,对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加以分析,从而提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方案.     

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看我国遏制贪官携款外逃制度创新

遏制贪官携款外逃已成为反腐败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全球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对我国腐败分子外逃行为起到震慑作用。我国应尽快以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完善腐败犯罪构成要件 ,在立法层面加强公务员管理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 ,建立《公约》框架下的引渡贪官和追缴机制。     

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六大国际准则

当今世界,乃准则之世界。任何人类活动都应遵循一定的准则,反腐败更应如此。"反腐败国际准则"对我国反腐倡廉、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学界在此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立足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中概括、提炼出六项主要的反腐败国际准则并加以解读。     

国际人权法与中国刑法

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成为应遵守的最基本的国际准则.我国已签署、加入了一系列的国际人权公约,并且,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33条加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内容.刑法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具有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国家承担的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的义务,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得到了广泛的反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联合国公约织下天网反犯罪

自9月以来，两个联合国公约引起了国内舆论的普遍关注，一个是于9月29日生效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另一个是第58届联大10月31日审议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评价这两个公约，媒体广为流传的一句话是“外逃贪官的末日到了”。实际情况如何，两公约产生的过程怎样，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刘振民前不久接受本刊记者专访，详细介绍了这两个公约制定的前前后后。     

论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

从法的属性看,国际刑法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之间的制度,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首先源自国内刑法的正义价值观。由于现行国际法体系中没有超国家机构的存在,且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渊源不同,国际刑法与国内刑法有相互符合的正义要素,但这些要素在各自领域中又存在着明显的内涵差异。国内刑法正义价值赖以支撑的平等、公平和正当等要素,急需国际刑法以立法和司法的实践加以确认和吸纳,并同时承袭国际法固有的正义基石。从国际人权法的视角分析,国际刑法的正义价值在于尊重和保护人权。国际法体系内的人权法与国际刑法,因正义价值的关联而构成了既对立又统一、相伴相生的矛盾共同体。     

系统论视阈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应然转向

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然上是一个涉及刑事政策与反腐败政策、纵贯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的复合型刑罚激励系统。因此,应该立足于系统论的视角全面观察职务犯罪自首制度。从系统的目标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在实践当中具有过度的政策化导向,并未完全发挥自首制度本身的刑罚激励机能;从系统的规范角度来看,职务犯罪自首的成立空间相对狭小,致使规范的合理性和确定性不足;从系统与环境的适配性来看,职务犯罪自首制度因为证明标准较为简单粗糙,导致在适用和与周围环境的适应当中出现了异化趋向。职务犯罪自首制度的改善应该从明确系统目的、强化规则意识、加强程序救济、改善关联环境等方面努力。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

尽管我国刑法典受贿类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在影响力的含义上,二者范围并不相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的影响力是指对他人的行为或者思想能够起一定促进或者改变作用的无形力量,其可分为形式上的影响力和实质上的影响力、职权性影响力和非职权性影响力以及直接影响力和间接影响力;行为人表现出来的影响力强弱与行为的定性有着密切联系。     

引渡制度发展与反腐败国际合作前瞻

引渡是国际公法的主要制度之一,是国家间在相互尊重主权基础上展开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引渡理论精微渊深,一直以来与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实践的发展休戚相关,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权利的实现途径。以引渡实践为依托,对引渡理论特别是引渡诸原则进行历史梳理,同时结合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大背景,讨论引渡实践的困境和引渡替代措施的前景,对我国反腐败国际刑事合作实践将会大有裨益。     

从法律社会学视野论职务犯罪防控

职务犯罪严重损害社会公平与正义,是导致、加剧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防控职务犯罪是消除社会不和谐因素、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客观要求。加强社会控制、制度建设和司法控制是遏制职务犯罪的途径。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中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其渊源在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是,在我国将国际公约内化为国内刑法的过程中,本罪的若干方面仍与公约存在脱节之处。笔者认为,应将本罪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商业利益＂修正为＂不正当利益＂;重新界定＂外国公职人员和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的内涵;扩大＂贿赂＂的范畴;最后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受贿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刑事案件的法律应用问题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司法实践中遇到了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范围不明确、法定刑设置偏轻、刑罚种类单一等具有争议性的法律问题。尽管《刑法修正案(七)》修改了一些表述,但仍需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进行科学设计和合理界定,明确有权责令说明财产来源的机关,设定合理的法定刑,建立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从而有利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认定和准确量刑。     

论职务犯罪的原因

职务犯罪原因多种。除职务犯罪者个人原因外 ,封建意识形态的影响 ,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是其历史原因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负效应 ,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 ,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失误和党内民主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是其现实原因 ;廉政法制薄弱 ,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法律规定不完善是其法制方面的原因 ;执法执纪不力 ,行刑过宽、处遇过裕是其司法原因。     

博弈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监督关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相关规定,确立了职务犯罪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决定逮捕的模式。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模式实质上是确立了上级检察院侦监部门、下级检察院侦监部门和下级检察院自侦部门的侦查监督三角博弈关系。自职务犯罪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实施以来,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三角博弈关系在现实中处于失衡状态,究其原因在于博弈的前提规则的不完善。有必要重塑博弈规则,完善职务犯罪案件侦查监督的相关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