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的财税法制及其宪法控制

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公共财政为公共风险的规制提供物质保障,为公共风险的防控提供公共资金,"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形成了"共生"与"继生"的复杂关系.因应公共风险防控需要而产生的税收优惠措施和紧急税制等税法制度,预备费和预算调整制度等财政法制度,以及财政管制和经济统制等相关措施,均需受到宪法控制.将公共风险的防范机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尤其是将公共风险的财税法规制措施纳入"合宪性控制"之下,此为新时代财税法领域的重要宪法课题.     

“釜底抽薪”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关于预算制度改革的思路与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财政体制改革给予了高度关注,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改革是政府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决定》从5个方面对财政预算制度改革作了战略性的总体设计,这个设计不仅为我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对财政领域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放开市场之手,管好政府之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具有指导性意义。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地存续治理——一个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地存续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一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也体现了政府消除土地资本化负外部性的职能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存续的现实压力,抑或是农地存续治理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财政供给、资源供给和治理力度上的短板与缺位。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农地存续的基本公共产品性质,农地存续治理应回归政府公共性职能的基本面,健全"政治锦标赛"而非"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基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要求,完善制度、财政与资源供给,推进农地存续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论中国财政宪法的实施:条款、机制及评估

中国财政宪法的条款主要包括"财政基本国策条款"、"国家财政权力条款"与"纳税人基本权利条款"等三个方面。依据这些条款,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在财政预算、审计监督、税收立法等领域行使职权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不难发现:自1982年宪法制定以来,"财政基本国策条款"实施状况良好,"国家财政权力条款"实施状况逐步改善,但是"纳税人基本权利条款"的实施状况还需要通过完善宪法监督机制与税务复议机制、税务诉讼机制予以改进。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价值维度、现实困境与路径研究——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建立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现代国家治理对法治、公平、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追求正是建设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价值目标。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在立法、资金结构、管理层级和民主决策渠道等方面与现代国家治理的价值要求仍有较大距离。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应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通过加强立法执法、优化资金分配结构、统一管理机构和健全民主表达机制等现实路径,推进法治化、公平性、科学化和民主化建设。     

现代国家构建中的公共预算——一种财政国家的视角

把公共预算置于现代国家构建框架中加以研究,财政国家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财政国家分别从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维度提供了现代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从财政国家的视角来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的确立与现代国家构建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公共预算促进现代国家的发育和成长,同样,现代国家也需要现代公共预算制度。随着当代中国日益从"自产国家"过渡到"税收国家",建立现代公共预算制度,将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任务。     

提升国家治理效能视域下现代财税体制构建研究

“十四五”规划提出构建现代财税体制的目标要求、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为新时代加快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勾勒出清晰的顶层设计。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对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地结合，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具有现实基础性意义，本文主要从完善现代财政和税务体系、深化预算执行与绩效管理制度体系改革、规范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与债务管理制度、理顺地方和中央的财政分配关系及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方面，对构建现代财税体制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实现国家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宪法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而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下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宪法作为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要更加重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宪法发展,并通过宪法实施保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非典型税收国家:当代中国的表现与陷阱

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利润在国家收入结构中的比例逐步下降,税收性收入比重越来越大,财政结构逐步由传统"自产国家"转向现代"税收国家"形态。然而,由于对自产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财政收入对于国有经济过度依赖的状况没有实质改变,税收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典型的特征,处于不稳定的变异状态,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产生复杂影响。为克服传统自产国家的历史制约与现代税收国家的现实危机,当代中国的财政国家构建应当确立"预算国家"目标,大力推进财政民主化改革。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并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对于中国未来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国家治理体系,是党领导人民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所建立的制度体系,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法治化、治理制度理性化、治理技术现代化,是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提高公民素质并充分发挥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整体治理背景下的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

法国政府在整体治理的大背景下,进行了地方财政制度改革。通过开源节流、强化对地方公共开支的控制,动态评估地方直接税(主要是地产税)的税基、使之更为客观真实反映土地价值,完整补偿取消职业税的代价、保障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相一致,限制在同一税基之上的税收重叠、明确各级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从较为微观的地方税制调整入手,以宪法和法律为根本保障推动地方财政自治,同时进行地方政府组织结构和政府职能等综合配套改革。对法国地方财政制度改革的得失进行检讨和总结,对于完善我国地方财政制度,推进地方财政自主法制保障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关系,应循着现实问题——对应性改革措施——系统性顶层设计的逻辑来解释。一方面,改革措施是针对问题提出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三个重点正好与中国政治领域长期积累的突出问题相对应:以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适应社会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以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来获得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长效机制;以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来化解久拖不决的公权力失范问题。另一方面,在对应性改革措施与系统性顶层设计的关系中,三个改革重点又都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次级命题,它们的协同推进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意义。     

论宪法上的税

税收立宪问题的研究,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亟待补强的领域,也是中国法治实践的必然要求。中国宪法必须明确规定税收法治的基本原则,并合理安排保障公民税收基本权益的制度。与此相对应要具体研究有关的宪法解释、宪法修改技术问题。     

困境与进路:近十年来我国地方警务改革回顾及展望

为落实"二十公"会议精神和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近十年来我国地方公安机关积极推行警务改革并形成了压缩层级型和整合功能型两种改革模式。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改革举措因"水土不服"大多以失败告终。警务改革必须在充分关照我国警务运行时空基础上,坚持法制、科学、可行三原则,坚持"小步快跑式"的渐进型改革,将理论储备、顶层设计、现代警务理念的个体内化、规范体系科层细化、创新权力运作方式、建立警察问责制度、推进警务民主和警事社会化等作为警务改革的有效路径。     

从结构性依赖到制度性认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在市场化与全球化的趋势下,理论方面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发展走向经历了"转型崩溃论"与"结构适应论"的争论。两种争论指向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否成功塑造稳定的制度性认同,它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发展趋势。制度性认同主要包含宪法主导下生成混合型的国家认同,政治制度化过程塑造赞成性的国家认同,现代国家福利体系塑造归属性的国家认同三大基本内容。经历了革命年代和改革年代的变迁,中国的国家治理在不同领域内形成了特定的模式,即依赖经济发展绩效的发展型国家治理模式、有限度地吸纳社会的监管型国家治理方式、有限多元的混合型治理的国家认同模式。当前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已具备制度性认同的发展趋势与特点,即意识形态领域的大众化与共识性,公众参与的制度化与有序化,官僚体系的理性化与技术化。从发展条件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发展仍需要构建现代性的维度与相应的支持性条件。     

“双重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新形态——基于苏州经济发达镇的案例研究

新时代基层治理承载着"党建整合"的顶层设计。苏州市凭借经济发达镇的综合改革,形成了"党建整合"+"社会整合"的"双重并轨"治理模式。这一模式依托党建整合,引领组织、联动、责任和激励等横向工作性组织活动,推动社会治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整合"式行动参与和过程性协同。基层治理"双重整合"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治理效能,丰富了我国基层治理领域的制度选择。     

突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70年在制度探索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历史成就,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并从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落实、完善各项制度;抓住根本方向和关键环节,使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等方面,对继续谱写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新篇章,提出了明确总体目标和要求。     

国家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西方理论和中国经验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社会组织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介以及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载体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存在制度阻碍、自身发展局限和认知缺乏三方面的角色困境。结合我国国家治理的具体实践,在以国家为主导、市场和社会共同参与的"三元一主"的"元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对西方的治理理论进行反思,并着力做好顶层制度设计,保持党与社会组织的和谐融洽,不断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使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公民宪政需求的现状及对策

宪政建设不仅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和可行的实施措施,更应以公民对宪政的理解和需求为基础,如此,宪政建设方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宪法保障,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因此,在中国当今宪政语境下,了解并加强对公民宪政需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我国国家机构改革的宪法思考——从大部制改革谈起

构建科学合理的现代国家制度是国家强盛的基本政治前提,大部制是西方发达国家实行有效政府管理体制的产物,也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机构改革,优化宪政秩序是当前政府机构改革的实质所在。政府作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主要供给者,应当以宪法政治为依据进行机构改革,这样才能理解政府存在的本质,才能回归问题的起点,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本文对大部制改革的实质从宪法的角度予以阐释,提出大部制改革的宪政发展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