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西藏和平谈判

周恩来对西藏和平谈判,即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实施进军和经营西藏的战略决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首次直接使用“西藏的和平解放”的概念,公开发出通过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通过外交努力,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促成和谈;主持和谈,达成“十七条协议”。     

周恩来对萧华的三次知遇之情

成立少共国际师,周恩来力荐萧华出任师政委 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又调兵遣将,积极部署第五次“围剿”。为了保卫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激发青少年参军参战的热情,发挥青少年在革命战争中的突出作用,经周恩来提议,总政治部向少共中央局提出成立“少共国际师”的建议。少共中央局于     

周恩来三劝达赖喇嘛回国

用政策和情感影响达赖 1950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审定和西藏谈判的十项条件中，第三条就明确指出：“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5月26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又再次指出：在西藏人民中，佛教有很高的威信。     

周恩来三次视察大寨

<正>大寨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农业战线的新星。大寨不仅中国人耳熟能详,而且为许多外国领导人和国际友人所瞩目。周恩来陪外宾三访大寨更是传为佳话。     

周恩来三赴印度劝回达赖秘闻

在外交部刚刚解密的1956—1960年外交档案中，周恩来在处理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知晓适时进退的政治智慧和平衡全局的外交技巧令人啧喷称奇。     

周恩来三次视察大庆

<正>1959年9月26日,松嫩平原上终于喷出了人们翘首以待的石油。此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前夕,这个新发现的油田被定名为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建设、生产过程中,周恩来曾三次视察,     

周恩来第一次醉酒

周恩来饮酒一般很有节制，经历过无数酒宴，喝醉酒的时候很少。但他第一次喝醉酒，居然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     

周恩来在新德里精彩的答记者问

我在北京大学学习印地语期间就关心中印关系,毕业后又长时间在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60年周恩来访问印度时答记者问。     

周恩来与叶挺的三次合作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奉命从皖南泾县云岭出发北移。6日,在茂林遭国民党顽固派7个师8万多人的包围袭击。经过7个昼夜的血战,终因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捕。军长叶挺谈判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17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扬言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身处重庆虎穴的周恩来得知后,顿时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国民党军参谋总长何应钦,痛斥他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满含悲愤地提笔写下了左边那震撼人心的16个宇的诗句,揭穿皖南事变的实质,表达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最强烈的抗议。     

周恩来的三位母亲

用恩来在家乡淮安生活了12年．对他童年教育起到主导作用的是他的三位母亲。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忠厚朴实．为养家糊口．常年飘泊在外。周恩来的两个伯父,四伯父周贻赓在东北谋差,基本不在淮安。     

试析建国后周恩来廉政思想的基本内涵

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时刻代表人民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体。各级干部受人民的委派行使权力,应当戒慎恐惧,谨慎务政,防止滥用权力。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断增强党性觉悟。     

周恩来军事思想研究述评

周恩来军事思想研究的方方面面显示出这样的突出特点：回忆怀念和纪实性作品始终占有较大比重；军事生涯及贡献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从总体发展看，已从感性认识阶段进入自觉的理性研究阶段，从单一角度研究开始了全方位、多角度研究。今后需进一步深化总体研究，拓展他同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比较研究，加强学术交流并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研究队伍，以使得周恩来军事思想的研究工作不断走向深入。     

周恩来在苏区工作的领导艺术

在我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中，周恩来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比辉典范。是我们正确处理党内思想斗争的学习楷模。他那高超的领导艺术，在早年苏区工作时就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在反“反冒进”中的三次公开检讨

毛泽东不相信“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年底，新生的共和国在短短几年里，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绕暗礁、战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奇迹般地制止了危害人民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在神州大地，几亿农民顺利地完成了土地改革运动，胜利地完成了以“三大改造”为主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     

协调者：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角色

将社会学中的角色理论引入政治学当中，对于我们研究某些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文革”的特殊年代，周恩来的政治角色可以定义为协调者，协调者的政治角色本身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周恩来在文革期间的政治行为。这种角色使周恩来能对“文革”中的‘左’倾狂热起到协调缓冲作用的同时，却又限制了他发挥作用的范围和效果，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周恩来在“文革”当中表现出来的某些违心的政治行为。     

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的史料价值拾粹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提供了许多足以把原来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例如1949年中共与美国接触的方针和策略、杜鲁门声明发表后中共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最初文本的起草、中共发动解放台湾战役的设想及其变化、斯大林决定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的时间问题.等等.     

一部别具特色的重要文献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册)编辑举要

<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联合编辑的多卷本文献集.在周恩来诞辰110周年时,出版了这套文献集的1至3册,收入的是周恩来1949年6月至1950年12月期间的文稿.     

从人的三重属性分析价值冲突

人的三重属性既是人固有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研究和考察问题的一种理论方法。人的类、群体、个体的三重属性决定了价值的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的价值彼此既有融合,也存在着冲突,同时,同一层次的价值因主体具有的差异性也会存在着冲突。价值冲突的化解需结合人的三重属性的统一协调发展而实现。     

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分析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有过战争冲突,也有友好合作。考察分析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亚格局的紧张与缓和对中印关系具有重要影响,南亚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印关系的变化形成互动;在两国关系中,国际利益的引导作用超越意识形态因素;中印两国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呈现基本同步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