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单位的分类与事业组织的界定

目前的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依照社会功能以及资源配置情况对我国现有事业编制内的单位进行分类,并分别改革.分类标准缺乏对事业单位这一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分析,以及事业单位法律规范属性的分析,未能揭示事业单位作为社会组织的本质属性,更多的是对事业单位现状的归类描述,对目前杂乱无序的事业单位具有一定的清理意义,是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的过渡性标准.本文认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特色的国家事业制度,还需在分类改革的基础上从组织的社会功能、价值目标、法律属性等方面对事业组织予以明确界定.     

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分类改革研究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是建立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深入,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为契机的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望进一步推进。尽管起步于2004年的厦门市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需要针对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不彻底、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碎片化明显、养老保险财政支持措施不完善、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不健全等问题,以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为基础,通过有力的财政支持构建以企业年金制度为主要补充支柱的养老保险制度。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价值标准及逻辑基础

事业单位改革涉及诸多方面利益关系的协调和社会资源的整合问题,基于对事业单位性质和功能的客观认知,分类改革的设计首先要在明确价值和逻辑的前提下确定改革的标准尺度,如事业单位改革的价值取向,分类原则和标准等,为事业单位改革提供实践考量。     

试评我国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研究现状

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概念不清楚,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方面比较薄弱,甚至存在着"市场万能"等倾向.只有重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前提条件的研究,推动分类研究,细化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分类标准,才能有助于构筑文化事业单位改革的理论框架,才能在确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前提下,形成文化事业经营主体多元化、多种所有制并存与协调发展的新型文化事业格局.     

探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推进福建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法人治理结构是加强政府职能转变,创新管理体制,实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改革措施。目前,福建省法人治理试点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主办单位积极性不高,缺乏成熟的配套政策,无法有效突破现行管理体制的束缚等问题。完善的措施主要有:建立健全组织结构、科学制定章程、合理确定理事会构成、精挑细选试点单位等。     

事业单位的分类规划——基于组织功能分化的视角

随着前期经营自主权的下放,现有事业单位的价值目标已分化为经济价值、多元的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三大类。根据相关的组织理论,社会组织的分化与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种运行机制在相互协作中的彼此融合。在剥离和部分剥离追求经济价值和政治价值组织的基础上,事业单位应转换为由政府创立或主办,主要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制,或同时运用社会机制和国家机制,或主要使用公共资源和国家机制提供公共物品的公立机构。     

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对文化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影响

2007年初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全面实施。这次改革是建国以来我国财政收支分类统计体系最为重要的一次调整,对文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产生较大的影响。本文以文化事业单位图书馆为例,探讨政府收支分类改革带给文化事业单位会计核算的变化,并提出从转变观念、强化部门预算管理、做好基础数据的转换和抓住机遇四个方面应对这些变化。     

中美大学分类比较分析——以卡内基分类与武氏分类为例

卡内基分类与武氏分类分别是中美两国高等学校常用分类法。两者在思想基础与功能、分类标准两方面均有自己的特色。借鉴卡内基分类法,对我国大学进行合理分类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中央出台事业单位改革意见 今后5年完成事业单位分类

新华社4月16日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分为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改革,推进从事公益服务事业单位改革,构建公益服务新格局,完善支持公益事业发展的财政政策,认真做好组织实施工作等9部分。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5号文件明确指出,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是提高事业单位公益服务水平、加快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首先是要科学划分事业单位类别,将现有事业单位按照社会功能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和从事     

试析国际制度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国际制度是国际行为体之间为协调行动、实现共同利益而形成的系统安排。一方面,它对于促进国际合作,建构国际秩序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决定,国际制度的作用发挥又往往会受到限制。因此,国际制度的完善尚需人类进一步努力。但是,作为一种趋势,国际制度必将在国际关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教唆犯分类论

教唆犯的分类应坚持标准同一、外延周全、多角度进行划分的原则,目的是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深刻认识教唆犯。以教唆犯的教唆方式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直接教唆犯与间接教唆犯;以教唆犯的人数和犯罪形式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单独教唆犯与共同教唆犯;以教唆犯同被教唆人之间是否实际成立共同犯罪关系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分为共犯教唆犯与非共犯教唆犯;以教唆犯的行为特点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普通教唆犯、悬赏教唆犯、雇佣教唆犯与网络教唆犯;以教唆犯的教唆内容的明确性程度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精确性教唆犯、概然性教唆犯与选择性教唆犯;以教唆犯的主观目的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纯粹教唆犯与陷害教唆犯;以教唆犯的停止形态为标准,将教唆犯分为教唆犯的既遂犯、未遂犯、预备犯与中止犯。     

再造理论与政府再造：理念与实践

再造理论最初源于企业管理,即企业再造理论。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深入,再造理论也被引入政府改革当中,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府再造”的口号和运动。但是,由于企业管理与政府管理存在着一定的区别,甚至可以说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因此,再造理论在政府改革中的运用,需要进一步地分析其所蕴含的理念与精神实质,政府再造在实践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民为导向、重视服务和绩效、强调流程整合”的理念。     

犯罪现场重建证据的分类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刑事证据在犯罪现场重建中的作用,我们可将证据分为顺序性证据、方向性证据、行为性证据、权属性证据.与犯罪行为有关的证据在形成之后,由于行为因素、自然因素、现场处置因素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改变、移位、模糊或消失.在运用证据进行现场重建时,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对重建证据的影响,以保证犯罪现场重建所得结论的客观真实.     

析哈贝马斯集体认同理论的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集体认同理论,以后民族主义和宪法爱国主义为两大框架,以两德统一、欧洲联盟以及移民与全球化浪潮为三大背景。通过回顾历史、考察当下,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突破民族认同,以宪法爱国主义将取代民族主义。然而,在这片深深扎根于民族主义的土地上能否结出后民族主义的果实？超民族的欧洲共同体是否可欲,致力于构造欧洲认同的宪法爱国主义能否可行？本文认为无论是后民族主义还是宪法爱国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理论缺陷,在政治实践中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现实挑战。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规范与现实之间的空场之上,注定是在任何一方都找不到牢固的话语根基。     

市民社会理论的谱系及社会管理再生产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批判洛克、孟德斯鸠、黑格尔等人的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主要内涵包括: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基础和源泉;经济本质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未来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些启示我们在当前社会管理中,要以服务型政府为指导,正确处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发展非政府组织,促进社会的和谐自治和依法管理社会。     

论哈特法律规则说的社会学视野及其局限性

哈特以“更多的社会学”倾向的语义分析学为自己的法律实证主义容纳了更多的思想从而体现出博大的理论体系。哈特的法律规则说一方面以规则为核心为分析实证法学张目，另一方面其阐述的基本理论问题所承负的社会学内容已大大流溢于规则之外。在哈特理论以规则为中心的语汇与语汇背后的社会学内容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表明其法律规则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中国行政法法源理论及其重构

我国行政法学的通说否认“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不成文法规范的法源地位,认为行政法的法源仅仅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这种理论存在严重的问题,它建立在以立法权为核心的法源学说之上,违反了宪法和组织法的规定,割裂了完整统一的法律体系,并带来理论和实践中的大量矛盾冲突。因此,中国应当重构行政法的法源理论,承认“其他规范性文件”和不成文法规范的法源地位。     

论权利义务的限度

权利义务的合理范围也就是法学意义上的限度主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在权利、权力、义务之间设定必要的界限以规范其相互之间的制约和被制约、平衡和被平衡关系,权利义务的限度实际就是对权利义务的设立和运行范围的合理限定。     

对犯罪现场重建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犯罪现场重建是基于对犯罪现场获得的各类形式的证据,结合所获取的相关客观事实,合乎逻辑地以抽象、形象或实物模拟的方式,重新构筑犯罪现场所发生的犯罪内容和犯罪过程,并探明与之相关的犯罪行为的个人特点和犯罪条件的侦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