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正确理解马克思劳动二重性学说——与徐禾等同志商榷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它有着许多不妥当的认识,因而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探讨。 1 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不分解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一个重大误解,是认为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也分解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把劳动二重性一般和劳动二重性特殊混同起来。有些同志认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是人类劳动的两个方面。因此,只要有具体劳动存     

关于《对工会性质的再认识》一文的几点看法——与台德谦同志商榷

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权参加工会。经营管理者也是劳动者,也有参加工会的权利。     

谈马克思对于科学技术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的认识——与钱学森同志商榷

今年4月8日《陕西日报》“报刊纵览”栏择要转载了《科技日报》今年3月27日第一版《钱学森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文中说:“钱学森说,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学说,有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参加生产的劳动的人,二是包括机器在内的劳动工具,第三是生产劳动的对象,包括材料、零件等。     

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包括劳动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的全部价值理论是前后贯通的,马克思预见到机器大工业和科技进步条件下价值源泉改变的历史趋势;对劳动价值论、特别是价值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和夸大的理解,源于以往教条主义的学风;我们应该全面把握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主要观点,因为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     

我对“对象”的认识——兼与秦岭、恽重两同志商榷

读秦岭同志的《区别开两个“对象”》和恽重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见本刊1992年第6期,以下简称“秦文”和“恽文”),颇受启发,不过,对于两文的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秦文认为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工作;而恽文则主张思想政治工作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此外,还有人把人的思想、心理、行为看     

两点质疑——与张维达同志商榷

吉林大学张维达同志在其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论述第五部类内部的交换时说:“第Ⅱ部类在价值上和实物上补偿可变资本5O0V和剩余价值500m部分,通过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卖给本部类工人和资本家消费资料就可得到实现。”(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科学》1981年8月第1版,第135页)这一论述有两点值得商榷。     

如何认识物质鼓励问题——与承经中同志商榷

正确认识和运用物质鼓励,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课题。本刊去年第十一期登载承经中同志的文章后,收到了王学智同志的文章,对承文提出商榷意见。我们把王文转给承经中同志,他作了答复。现将两篇文章一并发表。不同观点的交流、切磋、借鉴,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深入。愿广大作者、读者和我们共同努力,办好这个园地。     

管理定义之我见——兼与马洪等同志商榷

什么叫管理?综合近几年国内公开出版的辞典和管理学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种是《国民经济管理学》一书主张的“职能论”。认为,管理“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他们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为了一定的经济目的,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对社会经济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调节和监督等一系列的组织和实施活动。”(《国民经济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1985年6月版,第10页)这与现在《辞海》的表述属同类。它强调了管理职能,把管理看做是管理者所进行的各种职能活动的总和。多年来,这种观点在我国管理学界最为流行。     

企业性质与对垄断的再认识

垄断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的必然产物.对于垄断的理解,应突破正统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局限,转从新制度经济学寻找路径.理性认识垄断机制对提高经济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科学进行制度安排提供理论前提.     

对马克思的两大部类划分思想之再解读

将社会总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是马克思的创见,也是他研究社会再生产规律的起点。通过对两大部类划分原理进行整理,分析两大部类划分与三次产业结构划分的关系,揭示出两大部类划分原理为研究社会再生产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为研究产业结构提供了高度综合与抽象的主体模型,也为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提供了科学研究范式,显示出该思想理论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科学性。     

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再认识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者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国家学说的根本区别,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产生了一些与马克思的本意相偏离的地方,如把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一种国家政权,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消灭阶级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这一理论的正确认识,因此,有必要对这一理论进行再认识,从而达到科学地认识和理解这一理论的目的。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对马克思唯物史观思想贡献的再认识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从未来学视角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在大工业的启迪下揭示了人类文明史的物质生产决定的必然性,揭示了人类文明史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客观事实,指出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来自人民,人类解放的目的是让人成为人,揭示了人类解放的必然环节、坐标或参照系。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之我见——与许征帆等同志商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为了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理论课,作了大量的探讨和宣传工作,在全国已经编写出版了二十多本教材,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和与之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形成了各抒己见,彼此争论,互相补充,百家争鸣的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面对这种大胆探索,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的大好形势,有的     

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之我见——与许征帆等同志商榷

深入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问题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为了建立科学社会主义这门理论课,作了大量的探讨和宣传工作,在全国已经编写出版了二十多本教材,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特别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和与之有关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形成了各抒己见,彼此争论,互相补充。百家争鸣的生气勃勃的大好局面。面对这种大胆探索,自由争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大大活跃起来的大好形势,有的同志主张不要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认为如果这种争论继续下去,愈演愈烈,即使再争论它几年,恐怕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对这门年轻学科的建设,都不会带来什么好     

现阶段两大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再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按劳分配必然实现共同富裕,二者不存在矛盾性;按生产要素分配意味着剥削,与共同富裕是不相容的.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矛盾性,按生产要素分配与共同富裕之间存在着相容性.现阶段,实现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在实践中的统一,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其一,必须注重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即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进行再分配;其二,必须继续坚持和完善现阶段的分配原则,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其三,大力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为贯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其四,用发展的眼光、以发展的办法来处理现阶段分配原则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其五,充分发挥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主导作用.     

马克思论亚洲国家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与徐咏祥同志商榷

中国等亚洲国家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是一个引起我国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徐咏祥同志认为,封建制的唐代是当时世界上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可是资本主义却未能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诞生,倒率先产生于欧洲大陆,究其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和欧洲两个社会系统的结构的差异性,是文化传统、政治法律体制对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反作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徐咏祥文)     

不能轻易放弃大目标——兼与李强同志商榷

坚定的信念是催人奋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如果说信念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对于政工干部来说,信念不仅必不可少,而且必须坚定。道理很明显,思想政治工作千头万绪,归根到底,无非是要人们接受一种道理,而且对这种道理确信无疑,并用以规定自己的行为方向。如果政工干部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所宣传的道理将信将疑,那也就无法给人以坚定的信念,因而也就难以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国有小企业 改革大问题——兼与李新中同志商榷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积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集中力量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对一般小型国有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这既是对十几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也是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的重大战略部署。由于国有小企业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对其如何放开放活,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小企业确实不是小问题。     

对城中村性质与作用的再认识——以广州市为例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是一种介于农村与城市社区的过渡形态.城中村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又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城中村改造应该建立在基于对城中村性质与作用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以广州市城中村作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对城中村性质与作用的再思考,我们认识到: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不是进行简单的切割就能痊愈,而需要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来改造.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与甘建民同志商榷

近读甘建民同志文章《试析马克思不发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之原因》(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1期,以下皆简称为“甘文”),颇受启发。“甘文”在对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和查苏利奇两封书信分析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晚年在俄国革命前途的问题上是历史发展的“多线论”者。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