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的叙述人语言

鲁迅独特的叙述语言构筑了特殊的情节模式 :受事者 被吃 ,从而使得情节弱化成为可能。同时 ,他或突出叙述人的作用 ,强化叙述动作 ,或直接运用场景转换 ,有力地支撑了小说的结构。他的描写语言透视人物的内心 ,着力于“显示灵魂的深”,展示了深刻的精神悲剧     

鲁迅是个“好玩”的人

我喜欢鲁迅的理由,是老先生好玩。他是百年来中国第一好玩的人。老先生去世,到明年整70年了。70年来对鲁迅的印象与评价都是个很严厉、不通人情的人。     

人法自然——论老子政治思想在“道”装点下的精神实质

老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是“道法自然”,但是,本文认为“人法自然”才是老子政治思想的精神实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本文从老子的社会理想——小国寡民的状态入手,分析得出老子是典型的君主论者.接着,抓住老子政治思想的几个关键词——道、柔弱胜刚强、治大国若烹小鲜、无为而治分析老子思想中人、道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进而得出,“道”作为抽象、神秘、模糊的存在只是装饰门面的作用.人与自然作为实体性的存在,才具有真正的价值.老子所有的政治要求均围绕“人法自然”而展开.最后,结合当下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际,老子的“人法自然”能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状态.     

“无为”并非“不为”——为《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之辩护

"无为"的主张,在春秋末期已经出现。而使"无为而治"系统化而成为理论的是《老子》。然而对于《老子》中的"无为",向来曲解颇多,如指责其消极保守,"人君南面"的谋权术,或是"愚民政策"等等。本文将忠实于《老子》文本,同时结合老子的整体哲学理论体系,针对以上几种误解,对老子的"无为"思想做一个简要但不妄为的辨析。     

“自然”与“自然法”概念的古今之异——关于自然法学术史的一个初步反思

古典时代的自然法学说与近代的自然权利学说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是由于对“自然“一词的古今理解不同导致的。古典时代的自然法是关于人本性的法则，是与形而上学不可分离的，近代以来的自然权利说是一种革命性的政治理论，与形而上学和人的本性没有必然联系。二战后对极权主义的反思导致了古典自然法的复兴。     

周海婴与最高法院商榷鲁迅的“公民私权” 区区“县级教委”怎可擅自给民营企业批“鲁迅”字号？

近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写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畅销，全国各地有数十家媒体争相连载，为此，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播出了半小时对周海婴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间有一段，周海婴说：“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主持人倪萍问：“关于鲁迅的后人，社会上人们有所传说是很自然的，有一种传说是关于鲁迅的后人为鲁迅著作版权打官司的事。有人说鲁迅先生的后人都比较爱钱，这样的话你听到过吗？”周海婴答“：这个传闻已有很多年，从１９８０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背的这个不叫‘黑锅’而叫‘钱锅’已有２０年……那次我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兼论黑格尔的“人化环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前人例如黑格尔的“人化环境”思想的继承和批判,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我们当代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启示.     

三“人”鼎立——以人性、人道、人权构建理想刑法

人之为人,异于禽兽者,盖因其辨是非、懂善恶、明良莠、知羞耻。人类建构了刑法的科学大厦,并将人性、人道、人权的理念灌注其中。因此,三人不仅是我国刑法中之应有内涵,而且为普世价值所追求。人性、人道、人权与自由、平等、博爱相互辉映。探寻并在刑法中重视三人,不仅是我国刑法自我完善的必然要求,也是融合于普世价值,建设法制国家的应有之举。     

为了鲁迅家族的权利——鲁迅家族首席法律顾问朱妙春律师谈“我的鲁迅缘”

9月25日与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名字联在一起。121年前的这一天,鲁迅先生诞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封建家庭。每一个民族,在它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的历史进程中,总会涌现出代表本民族现代精神的思想家。鲁迅率先呼喊出中国人的现代觉醒之声,并为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做出最早的深刻探索。他所遗留的人学思想和自省精神,我们却仍未正视和彻悟。在伟人的身后,围绕他的官司也波澜四起。从80年代的著作权,到90年代的肖像权,直至今天的姓名权、商标权,鲁迅先生的知识产权官司跨越千年,尚     

回归生存—论“人之生存”语境下学校教育的价值

“生存”问题是人的根本性问题。人之生存体现为一种主动的生活方式,是人与环境的共同生成,是人的生命表达进一步丰富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实现历程。教育的根本价值体现在对人之生存的关怀层次和程度的提高上。从“学习”的角度看,人的生存与“学习”、与终身教育具有内在相关性。学校教育的发展,总是与人的生存环境的变迁和人的生存方式的转换密切相关。面对当代学校教育与人之生存间关系的疏离,需要学校教育处理好系统内外的关系和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将学校教育的内在生命价值展现出来。     

论鲁迅"幽暗意识"之表现及由来

鲁迅有极深的绝望体验和幽暗意识,日本学者称之为舍斯托夫体验。在鲁迅具体表现为:死亡意识、忏悔与赎罪意识、中间物意识和过客精神等。面对人性的幽暗面,鲁迅不是被动承受,而是主动担当,浸没于黑暗中开始呐喊,严厉批判别人,更严厉解剖自己。他以整个生命扑过去,把自己烧在里面。鲁迅这种精神气质,主要是受到舍斯托夫等基督教作家和希伯来精神影响所致。     

体验·尚武·"为人生"——论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中的日本中介因素

为人生作为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理论建构的主观性认知,与日本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在日本体验的激活下,他们选择了弃医从文;在尚武精神的引领下,他们践行了轻文尚武;由此出现了从诗人到战士的作家身份转变和从艺术到人生的创作思想变迁。随着启蒙主义的激进介入,为人生严重背离了效法西方现代文学的原始初衷,却同时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多源、多元(中国、日本、西方、俄苏)的母体形态。如果忽略了为人生内涵的丰富性,我们就会失去对中国现代文学基本性质的科学描述与整体把握。     

儒家心性论视阈下的“德育”思想论略——兼论“朱陆之争”

我们对儒家的“德育”思想有误解。事实上，儒家理解的“德育”应指一种“成德之教”，在根本的意义上，它是关于我们如何实现良心自觉的学问。儒家认为自觉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修身；一是教化。其根据是儒家所持有的独特的心性论。关于修身历来有“朱陆之争”，但事实上他们的不同只是一个强调在日常生活的具体道德实践中“逆觉体证”，一个强调通过格物、阅读经典等来觉悟而已，各有长短。同样，教化的根源性的方法是“启发”，它反映的人伦关系不是权力性的压制关系，而是出于一种天下一家、天下关怀的道德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恰恰反映了儒家积极性的人伦观。祛魅了这一人伦观，我们最终将无“家”可归。     

经济法的观念基础与规则构成——对“需要国家干预论”的反思与拓展

作为经济法的重要学说之一的“需要国家干预论”,因其影响大,而争论和分歧也多,分歧的焦点在于对“谁之‘需要’”与“‘干预’什么”存在不同理解。对此问题,按整体主义理解,国家干预是社会基于整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意味着“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干预的内容是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经济关系。正因“需要”的主体是社会,就防止了国家干预的恣意性,同时,社会整体利益因有国家代表而得以保障,从而彰显了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属性。另外,社会的“需要”决定了经济法的目的,目的作为指针指出了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同时,整体构造的复杂性预示了经济法技术规范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人与人格分离技术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兼论德国民法中的权利能力

人格是特定社会的准入条件,因而生物人与法律人的分离,乃是法律人格制度的基本模式。这个模式中核心的要素,就是法律人格的“适格判断”的标准。在法律文明的早期,血缘、地域、财产等身份要素,充当着法律人格的判别标准,由此所引起的身份人格必然带有不平等的色彩。近代法律人格的基本特点,就是个人的伦理属性成为了法律人格的适格标准,由此奠定了近代法律人人平等的基础。《德国民法典》上的“权利能力”概念,是由实定法所界定的法律人格的适格条件,这一实定法上的概念,仍然是建立在关于人的伦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