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治理网络谣言

近年来，手机短信、微博、微信等新媒体迅猛崛起，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加剧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放眼世界，网络谣言危害已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网络谣言的传播，对国家社会安定以及公民切身利益都可能造成潜在威胁。因此，各国政府正采取多种措施，想方设法制止网络谣言的传播。     

以“四新”为主的新谣言浅析

当今,每个人都生活在网络环境中,滋养了以网络谣言为代表的一系列"新谣言"的产生。与传统谣言相比,"新谣言"具有危害大、传播广、易滋生等特性,为当今新媒体时代下的网络舆情环境带来了巨大威胁。该文以"四新"为主旨,即从新谣言、新媒体、新功能、新思路四个方面进行阐述,透视新谣言产生的本质原因及具有的特征,分析新媒体作为载体为新谣言的演变带来的新影响,以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剖析新谣言所具有的新功能,进而提出应对新谣言的一些新思路。     

“微时代”下政府公信力问题研究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方便公众的网络政治参与,成为了反腐战斗的主战场,政务微博的开通促进政群沟通,使民意表达更加方便。同时,"微时代"下我国政府公信力面临着网络群体事件、谣言传播以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矛盾等挑战。政府部门应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健全网络空间的法律规范,积极处理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关系。     

政府辟谣速度:快与慢的反思

在诸多由网络谣言引起的公共事件中,政府在危机处理方面"反应不及时"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而快速反应并不代表越快越好,过分追求速度很可能会带来矫枉过正的危险。在不少谣言事件中,尽管政府相关部门快速反应、积极辟谣,但谣言并没有得到澄清,有的反而愈演愈烈,甚至引发集体行动。由此可见,政府辟谣的快与慢并不一定是谣言应对的关键变量,需要对谣言类型、谣言产生情境、辟谣效果等进行具体考察。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及其防治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干扰,还会不断摧毁社会信任体系,并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是要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辨别意识与能力,二是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主导功能,三是要切实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规制。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及其防治

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严重干扰,还会不断摧毁社会信任体系,并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基于此,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一是要切实提高社会公众对网络信息的辨别意识与能力,二是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在网络谣言治理中的主导功能,三是要切实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规制。     

网络谣言治理与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以湖北石首“6.17”事件为例

谣言几乎与群体性事件如影随形,贯穿于群体性事件的全过程,对群体性事件爆发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湖北石首"6.17"事件中网络谣言肆虐凸显了当地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的薄弱与不足,包括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意识淡薄、信息公开机制不健全和网络舆论引导方法、手段落后等。加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建设,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必须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媒介素养,提高网络谣言防范意识、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坚持"疏堵结合",转变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方式和坚持舆论引导主体多元化,构建网络舆论引导新格局。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困境——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为表述对象

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各种不实信息和网络谣言在网络空间传播的情况,课题组通过抽取近千位不同年龄段民众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网上调查问卷、文献调查、采访笔录、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新冠疫情为表述对象,探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特殊危害及网络谣言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困境.调查结果显示:在疫情期间,新媒体时代下网络谣言的传播范围明显拓宽,谣言对社会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危害,对公众的精神健康、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稳定等各层面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消极影响,有些谣言甚至妨害了防疫工作的进行.与此同时,网络谣言治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网络平台缺乏对谣言的鉴别、追踪、辟谣机制,网民缺乏自觉的法律、理性意识,治理谣言的法律法规需进一步完善.     

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成因与防控

涉官网络谣言屡禁不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等造成巨大的危害,探析其成因,寻找治理路径十分必要。界定了涉官网络谣言的概念;分析了其传播特点;从官员、网民、媒体和政府多个角度探析了涉官网络谣言传播的动因,并提出了涉官网络谣言的防控策略。     

网络谣言治理亟需“四位一体”新路径

当前,网络谣言严重损害网络空间的基本秩序,正在成为网络公害。治理网络谣言,要积极推进网络法治进程、切实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着重引导网络媒体尽责、注重培育公民自治精神等。遵循这些有效路径,治理网络谣言可取得显著成效。     

新媒体环境下的行政风险研究

随着微博在网络上的异军突起,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逐渐成为国内舆论的重要平台。然而由于行政理念滞后,对新媒体认识不足,缺乏风险意识,导致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缺位失语,行政风险暴露。政府应采取加大新媒体宣传力度,科学应对新媒体事件,规范网络言论发表和转载行为,升级改造主流媒体等措施来化解新媒体带来的行政风险。     

群体性事件中的网络谣言及其治理策略分析——以杭州“中泰事件”为例

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借助互联网肆意传播的谣言加重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引发了社会的骚动与混乱,进而加大了危机解决的难度。基于对杭州“中泰事件”中网络谣言产生的时间、内容、特征、起因等的分析,以及对网络谣言与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逻辑关系的深入探讨,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的治理应该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理念的基础上,完善政府、互联网行业及网民三方联动的系统应对机制,提升网络谣言应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和有效性。     

刍议微博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微博独特的传播特点为公众带来了新的网络生活方式,改变着信息传播模式和公众的媒体习惯,但借助微博平台滋生谣言等问题也给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针对微博信息发布简便易行、草根文化突出、容易滋生谣言的特征,以及微博泛滥对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应对措施：应重视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强治理网络谣言的力度;重视网安队伍正规化建设,增强社会舆论的掌控力;重视与网民沟通交流,加强政府话语权与主动权;重视处置预案的制定,加强舆情处置执法规范化;重视多部门的联动配合,加强网络盟友的阵营。     

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

网络谣言几乎与群体性突发事件如影随形。互联网时代,如何有效治理网络谣言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实现网络谣言的有效治理,需要我们站在理论建构的高度,积极吸取各种方法进行分析,社会资本理论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社会资本与网络谣言治理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逻辑关联,社会资本是治理网络谣言的重要资源。当前,我国社会资本匮乏是网络谣言肆虐的重要根源。重塑政府公信力、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和完善社会参与机制,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是有效治理网络谣言的必然选择。     

新媒体时代中的政府形象塑造

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有政府形象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已成为政府形象塑造不可缺少的力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新时期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了解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和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塑造面临的挑战,有助于在新媒体时代为我国政府形象塑造寻找新的、实用的途径。     

微博传谣行为法律制裁尺度思考

从2013年《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到2014年4月秦火火事件,可以看出国家坚决打击网络谣言的决心。但对于谣言认定标准的划分及造谣发生地范围的界定和入罪界点的认定等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不少争议。在新媒体时代,应当准确把握谣言传播的内外机制,在制裁微博谣言时要根据传播特性制定更规范合理的法条,有效控制谣言传播。     

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及其治理

全媒体时代的网络谣言与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在网络舆论场域，网络谣言呈现出谣言传播强效化、谣言目标普世化、谣言界定多元化、谣言内容政治化等新特质。全媒体时代网络谣言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建构带来严峻挑战：与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分离”，离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消隐。为了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我们应从技术、道德和制度三个向度强化工作，从根本上守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我国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机制构建研究

网络谣言对国家、社会和个人产生了很大危害，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治理，但效果依然不够明显，因可能会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害，甚至还有质疑的声音。其实网络谣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能采取成熟完善的措施。本文从法律完善、信息公开、政府责任、技术治理和强调媒介道德和理性公民教育等展开论述，为网络谣言整合治理提供多管齐下的方案。     

加强网络信息监管 提升政府网络舆论应对能力

随着网络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普及,网络信息日益发达,同时也使得网络谣言层出不穷。只有在明确网络谣言的概念和传播特征基础上,剖析网络谣言的生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对策,才能提升政府网络舆论的应对能力。     

新媒体时代中的政府形象塑造

赵泽洪、朱亚兰在《长自学刊》2014年第3期撰文认为，在新媒体时代，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原有政府形象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已成为政府形象塑造不可缺少的力量，新媒体时代的到来给新时期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了解新媒体时代的特征和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形象塑造面临的挑战，有助于在新媒体时代为我国政府形象塑造寻找新的、实用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