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乡村法治秩序构建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之道

乡村法治秩序是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从乡土内部催生出农民法治需求,基层法制的建设与发展为乡土法治权威的树立创造了外部条件,新时代,农民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秩序的需求。然而,由于农村法治建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新时代乡村法治秩序依然面临着法治权威不足、法治规范不适应的形塑障碍。面对新的时代要求,须通过立足乡土情景,健全法律机构设置;克服法律特权现象,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设置驻村法官,转变法律服务方式;创新法治教育方式,提高农民法治意识;重构乡土规范,推进法治农村建设;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构建乡村善治格局;全方位推动新时代农村法治建设,为现代法治的真正下沉创造条件。     

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症结及对策

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能够助力乡村整体进步、凝聚乡村社会共识、强化村民秩序意识。建设乡村法治文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从乡村法治精神、法治服务平台、乡村诚信体系、法律文化氛围等方面入手,强化乡村法治建设工作,建设法治乡村。     

农民责任意识的缺失与重塑——基于对吉林省农安、永吉等地的调研与思考

建设法治中国,更强调权利和责任义务的相关性,农民责任意识的培育对农村治理的转型和乡村社会的法治建设意义重大。当前背景下,农民责任意识的缺失已经是一个普遍问题,需采取以下对策改变责任意识淡漠的境况。即:维护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引导农民良好心态;保障农民权利,减轻负担,增强农民的法治观念;不断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建设农民可信赖和依靠的力量;发展落地有根的文化事业,提升农民道德修养。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法治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紧迫任务,是党和国家开展"农村、农民、农业"工作的纲。如何进行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依靠什么,这是问题是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乡村振兴主要依靠人、产业和环境,而这三者能否发挥应有的作用,基础是法治,保障也是法治。乡村振兴离不开法治。四者存在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的关系,是有机联系的整体,能促进社会链条的良性循环。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特色乡村法治文化建设——以宅基地纠纷案件为切入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开创性地以单独部分论述全面依法治国战略。乡村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法治建设进程事关全局,法治文化建设作为重要部分发挥着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宅基地纠纷作为典型的农村社会问题,以此类案件为切入点,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揭示的规律,有助于推进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当前,农村还存在着农民法治意识不够强、涉农法治体系不够完善等五个方面的问题。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从加强党的领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完善法治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开展相应工作是乡村法治文化建设的重要途径。     

大学生村官和返乡农民: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三农"工作作出全新部署,特别是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其中提到,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大学生村官和返乡农民无疑是乡村治理和"三农"工作的重要主体。     

恩施州“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效及意义

针对当前乡村社会"强发展弱治理"的现状,恩施州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民族贫困地区的实际,以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为目的,探索形成了由优选"村医村教进村级两委"的基层组织建设、进行"农民办事不出村"的网络技术建设、推进建立"法律顾问"体系的制度建设所构成的"三位一体"乡村治理模式,既有效缓解了乡村治理的主体危机,构建乡村信息化平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对农民的服务方式,还为解决基层矛盾提供了最有力的"法治"工具。这一创新模式既立足于当前农村居民的现实需求,也符合把中国建成"法治社会"的长远努力目标,对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与水平,具有借鉴价值和推广意义。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农村法治路径设计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当前面对我国乡村内生权威严重式微,法律渐成信仰,权利义务意识被激活,法律转为需求,新型农民纠纷不断涌现,法律成为要求的局面,要从需求视角下反思农村法治路径,认识到"实质"法治比"形式"法治更重要,认识到"治理"模式仍然有其在乡村中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认识到农村与国家的关系是基于存在自身需求的"迎法下乡"。     

新时代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思考

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程度,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更关乎党执政基础的巩固。为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出,既有其客观必然性,也有其客观必要性。因此,我们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着力构建以自治为基础、以法治作保障、以德治为支撑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确保农村稳定、农业发展、农民幸福。     

参与式乡镇治理的建设进路——基于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分析

建国以来,政府与农民的关系经历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汲取到给予、从管治到服务的演变,但在强势政府惯性影响下,政府主导失范,农民主体性缺失还普遍存在,这已成为乡镇治理转型的主要障碍。构建参与式乡镇治理新格局,必须规范和优化政府主导力量对乡村社会发展的介入,重点发挥和提升农民主体对乡村社会建设的功能,最终达成二者的调适与互动,实现双向、多元、有序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走出乡村善治之路

正"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重要保障。"办好农村的事情,关键在党。"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振兴,关键也在党。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的主心骨。     

论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以乡镇司法所为视角

乡村社会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工作的重心。乡村社会通过传统的"礼治"来维持社会秩序,而现代社会利用"法治"来维持秩序。"礼治"和"法治"是调整社会关系的两种不同的方式。"法治"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方向,而"礼治"却代表了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在推进基层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把握用法律治理社会的大方向,同时也不能忽视"礼"在传统社会中的良性作用,正确处理"法治"和"礼治"之间的关系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可逾越的步骤。本文以基层司法所为视角,从乡村社会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原因、解决方式出发,分析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在乡村社会的适用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城市、乡村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中农村金融立法困境与路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是"三农"事业的国家级战略,农村金融是乡村振兴的金融保障和政策保障,加强农村金融立法建设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当前,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存在立法层级过低、立法定位不清、立法内容错位三大困境,亟需在加强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建设、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治督查、强化乡村振兴农村金融法律责任三大框架下,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目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逻辑、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结构、明确乡村振兴农村金融立法界限,以此来建构乡村振兴中的农村金融立法路径。     

“新农人”的时代之歌

正以人物折射时代,能够展现农业农村农民在新时代的新气象和新面貌,也能够反映当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面临的各种挑战。返乡创业的年轻人、直播带货的乡村网红、继承父业的养殖户、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书记……形形色色的新时代农民,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三农群英汇》栏目,共同呈现了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新农人"画卷。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年。乡村振兴照见了中国乡村的发展进程和方向,     

层递式动员：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农民参与的逻辑审思

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农民参与建设行动的积极性反映了乡村治理是否有效。本文以W村的三类公共建设项目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干部权责的对等情况影响其动员行为,决定了动员行为与农民需求的匹配程度,由此生成层递式、间断式和错位式三种动员方式,并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互动式、任务式和疏离式三类农民参与样态。其中,层递式动员下的有效参与能够助推乡村善治。这启示我们,必须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积极有序的农民参与,以此保障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三治合一”打造乡村治理新体系

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需要建立健全"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夯实自治的基础、守好法治的底线,构建德治的支撑。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创新村干部工作方式;推动农村社区协商,提升村民自治效果;全面推进依法治村、维护农民切身利益;探索"以德治村"模式,强化精神文明建设,着力构建风清气正的乡村政治生态。     

“农民工回流”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乡村发展亟待注入新鲜血液。近些年逐渐扩大的"农民工回流"潮正好能够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持。妥善应对"农民工回流",拓宽返乡农民创业融资渠道,加强对返乡农民的扶持和培训,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的演进路径分析——台州农村政治参与是如何推进政治文化变革的

乡村政治文化的发展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基本内容之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关系的发展激活了农民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独立人格和法治观念,同时这些意识和观念只有通过丰富多彩的政治参与实践的锻炼才能得以体现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