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本文以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法律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为基础,认为法律信仰是一种误解。文中通过伯尔曼的写作背景和语言转化,说明了被误读的两点原因,从逻辑上分析了宗教与法律本质的不同及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下的不可能。     

以法律为业——关于近代中国语境下的法律公民与法律理性的思考

本文立足中国语境,在晚近劳动分工的背景下,围绕法律从业者的职业定位,阐释了法律公民和法律理性的基本内涵、特征与形式,并简要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的法制与法意",旨在探讨为了达成理想而惬意的人世生活,法律与法律公民之为一业的实然与应然,可能与现实.     

论法律家与法学家的思维范式

法律家的思维范式表现为“独立型思维”、“保守型思维”、“崇法型思维”等 ,而法学家的思维范式则表现为“批判型思维”、“前瞻型思维”与“人权型思维”等。本文针对我国法律家职业群体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在法律教学中可增开案例分析课程、司法伦理课程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课程。     

法律文化的语义、语境及其中国问题

法律文化的概念具有独特的含义,是指特定社会中植根于历史和文化的法律价值和观念。法律文化与文化和法律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法律文化可分为内行法律文化与外行法律文化、官方法律文化与民间法律文化、主流法律文化与非主流法律文化、本土法律文化与外来法律文化以及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在当代中国法治的发展中,法律文化与法律制度之间以及不同法律文化之间存有冲突,我们应采取新的路径整合这些冲突。     

法律本质与法学家的追求

法律本质“虚构论”自身具有明显的“虚构性” ,“虚构论”自身也是一种相当彻底的有关法律的“本质性”结论。法律本质问题是真正深入的法学研究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对法律的本质性研究 ,是深入研究法学其它问题的动力 ,也是法学家终极性的目的和追求     

法学家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的差异及其对中国法治的影响

法学家、法律人的思维活动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认知形式,因其共同或类似的知识背景、根本追求等而形成互通的法律思维.但由于工作环境、职业需求及评价体系的不同,法学家与法律人的思维模式也呈现出许多差异,在思维出发点、思维方式方法、思维特点等方面各有不同.同时,作为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法学家与法律人不同的思维模式都在一定意义上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但两者无法完全衔接的思维模式也值得深思与完善.     

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涵义、对象、载体与表征

法律信仰是人们出于对法律的依赖感而生产的心理感受，在行为上则体现为对法律过程的参与。在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似可把法律信仰的对象归纳为自由、平等、秩序、安全等法律价值，实在法是法律信仰的载体。在通常意义上，对法律价值作出权威性界定的法官即是法律信仰的表征者。在终极意义上，法律解释要合乎宪法，法律信仰可归结为宪法信仰，法律信仰最终要由违宪审查者来表征。     

谈法律实践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实践离不开逻辑理性,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有效的逻辑命题贯穿于法律实践始终。法律的逻辑理性包括法律的明确性、法律的一致性和法律的完备性。     

增进法律信用与塑造法律信仰——法的现代性语境下的分析

随着伯尔曼教授来华对法律信仰的进一步肯认与张永和教授对法律不能被信仰理由的提出,法律信仰问题又引起学界的关注.但以往的研究存在着法律信仰对象、时空的错位认知和片面解读,进而缺乏对"除魅"之后的现代性社会中如何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的学理探求.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法律的贯通是法律信仰的生成支点,在恪守形式理性法律及其有效性基础上所形成的法律信用的不断增进是达致法律信仰的现实路径.     

法律多元主义及其中国语境：规范多元化

法律多元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对各国法治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当代中国自上而下推行法治,法律规范创制体系以国家制定法为中心,但现代社会中民间法的超强生命力、道德的法律化、法律原则的普遍适用等现象冲击了制定法的中心地位,法律规范的创制体系也由此趋于多元.这种多元主义法律观对当代中国的法治运行具有现实意义.     

法律语境下“中国造”问题分析

“中国造”问题源于中国粗放式消耗型经济，农村廉价劳动力和资本、资源的低值大量投入换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却伴生着“中国造”与生俱来的营养不良症。对照WTO规则中国仍在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规范，也在做相应的跟进和修改。关键是要扭转思维，实现“中国造”向现代技术型标准型转轨。中国法律人应对全面解决“中国造”问题做出一份实在贡献。     

青年大学生道德与法律信仰危机问题研究

青年大学生道德、法律信仰的失落已成现实。建立有效机制,建塑一代大学生社会主义道德、法律信仰是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实践需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法治建设,优化教育环境;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作用,提高大学生道德、法律素养;倡导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德治校、依法治校,使大学生在德治、法治校园环境里得到良好熏陶与充分实践;引导大学生加强自我教育、自我修养,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歧义与沟通:法律语境论

站在哲学和人类学的高度 ,从语境论分析古今中外人们对法律理解所造成的差异或歧义 ,着重阐述了中西法律的语境差异及近现代中国法律话语的置换 ,从时间和空间的层面看待法律语境存在的差别以及这种差别给法律带来的影响 ,并从观察者的认知思路和角色差异造成的语境分化沟通和反思“什么是法”。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与中国近代法学

本文结合中国近代法律变革的宏观背景 ,通过对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起步、成长过程 ,中国近代法律教育的内涵、基本特征以及在促进中国近代法学诞生与发展中的作用的论述 ,阐述了法律教育对于中国法律人才的养成、法学著作 (包括译著 )的出版 ,法学刊物的面世 ,近代各个法学学科的诞生的重要意义 ,并对改革中国现代法律教育提出了建议。     

中国法学家纵论“依法执政”

6月18、19两天，中国法学会《人民论坛》杂志社，在京联合举办了中国法学家论坛，来自全国各地法学会、高校法律院系、科研机构及法律实务部门的百余名专家学者聚首北京，围绕“依法执政的理论与实践”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研讨。中国法学会会长韩杼滨、常务副会长刘魉、人民日报副总编陈俊宏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而和谐社会的构建从根本上说离不开法治社会的构筑,在这样的一种语境下,对法律的信仰就是对和谐社会的向往,法律的内在精神价值铸就着法律信仰共同体的形成,凝聚着和谐社会的潜在的力量。     

法学的入径与法律意义的创生──论哲学诠释学对中国法学与法治的可能贡献

哲学诠释学的诞生是西方社会经历了科学理性与规则理性的洗礼后重拾人文价值的产物,它对传统解释学中的技术与规则崇拜、主客体截然对立、解释结论唯一正确性等命题提出的反思意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开放的法意识形态和法解释观,它为内涵着建构科学理性与重铸人文价值双重使命的中国法学开辟了思想的入径,也为法律由抽象而具体、由静止而行动、由符号而意义化构建了开放性的平台。中国法治唯有在主客一体传统中植入规则之质料方能达致主客二元理性,方能拥获自己的理念根据、制度实体和生存质感。     

美国《美中法律评论》、《中国律师和法学家》及《中国仲栽咨询》期刊徵稿啓事

美国《美中法律评论》（US-China Law Review,ISSN1548-6605．USA）、《中国律师和法学家》（Journal of China Lawyer and Jurist,ISSN1548-7695．USA）及《中国仲裁咨询》（China Arbitration Consulting，ISSN1548-6575，USA）期刊英文版及繁体中文版2003年8月由留学哥伦比亚大学、昔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美国东部地区的中国学者及有关车家在纽约创刊。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有关负责同志对这一扩大中国封外宣传、加强中美联系的刊物给予了充分肯定．刊物进入美国费城SSCI总部ISI公司的工作正处于有序进展之中。     

论法律信仰与我国的法治建设

法律信仰就是主体对法律的主观心理信念及在这种信念引导下的行为拜从,是法治社会的精神先导,也是解决我国目前法治进程中出现的问题的根本出路。跟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相比,我国在价值理性建构方面存在着不足,也因此影响了国民法律信仰的建立。构建价值理性要充分重视本土资源,重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作用。     

法律的人文精神在当代中国法治中的理性建构

人文精神是法律的本质归属和精神家园、是维系法律信仰的动力支撑、也是法治国家的终极价值追求。法律人文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建构是立足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高度。法治国家的实质标准在于人民大众是否形成了对法律的虔诚信仰和浓厚的人文精神,法律的信仰成为推行法治的动力支撑。而法律信仰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文精神的兴起。因此,建构法律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建构法律人文精神,我们要注重本土文化精神,反对完全西化;全面贯彻依法治国,反对急功近利的法治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