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中国行政法学罕见的原创性概念,但也一直被批评为不利于应急法治。这是对该原则的误解。其内涵是:为应对紧急事件,基于公共利益的必要,应在事前制定法律规范,突破日常法律授予行政机关应急权力,促进有效应急,但仍须尽量持守法治价值,避免无限授权。行政应急性原则具有法律原则的特征,亦符合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标准,能为完善事前应急立法的程序、内容和效力以及应急行为事后审查的渠道和逻辑提供规范性指引。这一由中国学者首倡的概念,理应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指导下一阶段的应急法治建设。     

论紧急状态下公安机关的应急原则

突发事件的发生是进入紧急状态的前提和先置条件。公安机关应发挥其特有的优势,有效地预防和处置可能引起紧急状态的各种突发事件。对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应急,公安机关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快速反应原则;二是精干高效原则;三是以人为本原则;四是统一指挥原则;五是属地管理、分级响应原则;六是预防为主原则;七是依法、适度原则。     

论自由裁量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原则 --合理性原则

现代社会行政自由裁量权被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广泛运用,由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引发的行政争议也日趋增多.随之,各国司法审查的重心由明显的越权转向具有隐蔽性的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与此相适应,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司法审查所依据的原则--合理性原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     

紧急状态立法的缺失及设想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以下简称“非典”)检验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紧急状态下应对危机的反应能力，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和地区选择了法律作为抗击“非典”的制度性“处方”，于是，“紧急状态立法”逐步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并在不断得到推崇与实践。继国务院5月9日紧急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后，上海、山西等地也相继在较短时间内创制了控制“非典”的应急性地方性法规。紧急状态立法的实施应当是法治进程中的一大进步，标志着紧急状态下的危机处理工作己经进入理性的、法治化的轨道。但目前我国理论界对紧急状态立法问题论述很少，紧急状态立法制度尚不完善，实践中正面临着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本文拟对紧急状态立法进行理性的观察与反思，并提出如何完善之管见。     

论修宪与我国紧急状态制度

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标志着我国对紧急危机认识的深化和国家危机行政管理水平的提升.作为一个危机多发的国家,"紧急状态"概念在宪法中的使用,为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紧急状态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将有力地推动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危机应对事业的前进.     

论行政赔偿归责原则的完善——兼与杨小君教授商榷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是国家确认和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依据,它反映了一个国家对行政赔偿的法律价值判断,同时,它对于行政赔偿乃至整个国家赔偿制度的具体设计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的违法归责原则过于单一,在实践中暴露出诸多问题.在<国家赔偿法>面临修改之际,本文提出行政赔偿应当借鉴民法的归责原则,同时结合一个行政赔偿案例,就该案的归责原则与杨小君教授商榷.     

行政紧急权的性质、问题及规制——以权利保护与反腐败为视角

行政紧急权是一把双刃剑．行使不当或滥用往往会导致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犯．同时也会滋生腐败。为了确保政府在紧急状态应对中正确、有效地行使行政紧急权．减少和杜绝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腐败的发生．实现紧急状态下政府行政紧急权的行使和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促进和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我们要将行政紧急权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调整中：要加强对权力行使者的教育和培训。     

论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

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是行政许可法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也是行政许可法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我国新近出台的《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应当遵循的一般原则和特殊原则。行政许可的一般原则包括许可法定原则 ,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和权利救济原则 ;特殊原则包括便民与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许可不得转让原则以及许可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检视与调整

尽管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具有正当性,但对这种限制本身还应根据宪法的原则和规范再进行限制。在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教义学理论指导下,将现行的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置于合宪性框架下接受逻辑检视和规范审查:在形式维度,其有诸多规定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在实质维度,其亦不能全部符合比例原则。鉴于此,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立法的合宪性调整,在观念上有必要更新传统的公安部门观念,充分发挥宪法的统摄和指引作用;在规范补正上需严格落实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同时实现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类型化及比例化构造。     

紧急状态下的法

根据引起紧急状态的原因不同,可以把紧急状态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灾害引起的紧急状态;一类是由社会动乱引起的紧急状态。 目前,在我国宪法中虽然没有明确统一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国家也没有一部统一的紧急状态法,     

国家紧急状态与人权保护

自1985年以来,为了应对各种危机,世界上已经有80多个国家实施过紧急状态。所以,可以说紧急状态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各国处理紧急危险局势所采用的最主要的应急措施。但是,另一方面,许多国家在实施紧急状态时却构成了对人权的严重威胁,这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行政参与原则探讨

行政参与原则主要的理论基础是民主宪政、程序正义,作为行政程序法的一个程序性基本原则,其价值功能日益凸现。我国在行政程序中引入行政参与原则及其制度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主要是对行政参与理论还缺乏深入的研究,行政参与原则的制度建设基本停留在单行行政法律法规方面等,我国应从培育公民的行政参与意识入手,将行政程序法典化,来完善行政参与原则及其相关制度。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与保障

紧急状态下公民权利克减应遵循国际合作条约原则、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条件、程序和决定宣布机构,给政府或社会授权,通过紧急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和程序,保障公民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利。受到紧急处置措施羁束者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各级人民法院提出诉愿,对其采取处置措施予以司法审查。     

第四次修宪与我国紧急状态制度

2004年宪法第四次修正案将“戒严”修改为“紧急状态”,标志着我国对紧急危机认识的深化和国家危机行政管理的发展。作为紧急突发事件危机多发国家,“紧急状态”概念在宪法中的使用,为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紧急状态行政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将有力地推动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社会危机应对事业的前进。     

“紧急状态法”立法紧迫

紧急状态立法现状 近年，一系列重大事件在考验党的执政能力的同时，也在检验着我国的立法应急机制和行政应变能力。如果立法满足不了现实的需要，公众即便对政府应对紧急状态的行为不产生质疑，也会对其依据和程序产生怀疑。相反，如果有了法律依据，政府采取的处理紧急状态的行为不仅毖要，而且合法。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

紧急状态下采取的各种非常措施,均涉及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国家公权力依法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减损。我国现行法律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种类型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已有初步的法律依据。即使是在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也应遵循合法、比例、救济等基本原则。我国应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同时加强合法性和合宪性审查,确保紧急状态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各种限制均符合宪法精神。     

论行政法上的公共利益有限原则

公共利益是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公共利益常常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混淆在一起,公共利益的表象性往往掩盖了其以个人利益为起点和归宿的本质内容,甚至抹杀了个人利益。在行政行为中,公共利益是有限的,它无法逾越产权保护原则、比例原则、行政补偿原则的界限,正是这三大原则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限制。     

论德国行政法原则承载的效益价值——基于组织管理理论

借鉴德国行政法学的发展,对于我国行政法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般认为,德国行政法的原则为行政法治原则及行政均衡原则.但是,通过组织管理理论视角的分析,我们将发现,在德国行政法中隐含着一条最重要的行政效益原则,德国行政法原则根本上承载的是法的效益价值.     

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的规制

行政滥用职权是当前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其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正当程序原则对行政滥用职权能起到事前或事中监督的作用,既能够规制行政权力的运行,也是行政行为正当性之源。因此,我国应将正当程序确立为基本法治原则,并完善相应的具体制度,同时对违反正当程序原则的权力滥用行为进行问责。     

论信赖保护原则在行政合同中的适用

《行政许可法》首次在我国行政法领域引入了信赖保护原则。本文作者认为信赖保护原则乃是适用于包括行政合同在内的所有行政行为法律制度的一项普遍原则;行政合同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的确定性形成合理信赖,且这种信赖值得保护时,行政主体不得变更、撤销或废止该行政合同,如因公共利益需要或者行政机关的承诺(或合同)违法而确需变更、撤销或废止,必须对行政合同相对人造成的损害予以补偿或者赔偿。因此,行政合同领域同样适用信赖保护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