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地区合作研究综述

随着东亚地区合作的深入推进及其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东亚地区合作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东亚地区合作发展动因、东亚主要国家地区合作战略、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阻碍性因素、东亚地区合作模式以及东亚地区合作功能与意义的研究。     

云南边境地区跨国警务合作途径探析

云南地处我国西南边陲,在同邻国开展警务合作过程中存在着体制和理念差异、法律法规缺失、经济发展不均等问题,导致合作力量不对等。在国家警务合作方面,美国与加拿大、中国与俄罗斯都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深化中国云南地区开展跨国警务合作途径,相互之间应签订法律、构建机制,建立高效顺畅的警务联络系统,注重情报的交流与共享,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与文化交流,以促进警务合作的深化,共同防范与打击边境地区违法犯罪活动。     

政府与基金会合作治理的过程分析与路径优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政府与基金会在疫情不同阶段的合作治理表明,基金会在合作治理中逐步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但又始终融入整体性的社会治理之中,由此确保了合作治理的有序扩展。合作治理取得突出成效,但也存在职责边界比较模糊、联动机制有待加强、治理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面对新时代政社合作的新形势新要求,要从主体、路径和目标多个维度对政府与基金会的合作治理进行优化,即在主体维度上强化合作共建,在路径维度上优化合作共治,在目标维度上深化合作共享。     

新世纪我国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发展逻辑与绩效评估

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的关注度不断提升。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阶段:合作探索期、合作形成期、合作快速发展期与合作战略深化期。发展历程呈现出三种演进逻辑:从机构林立到机构优化,从制度供给不足到趋于完善,从散、孤、小到大数据治理。对食品安全合作监管绩效的探索性评估发现,食品安全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未来还应从积极推进大监管,塑造合作型公共行政文化,放权与能力建设双管齐下、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合作等方面着力,持续推进食品安全合作监管有效运转。     

如何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

21世纪是竞争与合作的世纪,基础教育顺应时代的要求,把培养学生竞争与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摆在重要位置.广大教师已充分认识到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开展合作学习是培养学生竞争与合作意识和能力的有效手段和重要途径,但对如何有效地开展合作学习却苦缺良方.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只要抓好了合作学习分组、内容、时机、频次和引导监控五个环节的工作,就能让学生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合作学习氛围中,思维相互促动、相互影响、相互补充,逐步具备在竞争与合作中谋求自身进步和群体发展完美结合的的意识和能力.     

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合作治理的政治社会学类型分析

合作治理不是固定化、理想化的模式,而是不断变革的趋势。依据政府权力谱系与社会公民性程度这两个维度,可以把合作治理划分为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这两种基本类型。权威型合作是权威型国家与臣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而民主型合作是民主型国家与公民型社会之间的合作。权威型合作与民主型合作由于在制度安排和社会形态上的基本差异,因而在合作的建构、关系、结构以及形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从权威型合作走向民主型合作,是公共性价值实现的内在需求。     

流域水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跨部门合作研究框架,运用层级回归和Bootstrap分析方法,探讨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和制度设计与流域水环境治理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的关系,以及沟通、承诺在上述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和制度设计对跨部门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沟通和承诺分别在相互依赖、变革型领导、公众参与与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制度设计与跨部门合作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银保合作：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随着保险业与银行合作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国内保险业也在与银行的合作方面加快了脚步。我国银保合作良好的基础和优势促进了银保合作实践的迅猛发展,同时也暴露出金融监管体制不完善对国内银保合作的制约。     

区域人才合作的过程与对策研究

政府要基于区域人才合作的新形式,对区域人才合作进行全过程分析,运用概念分析和过程考察的方法,从涵义、现状、主体、利益构成、措施和局限性等多个角度具体分析区域人才合作的可行性与现实性。探索区域人才合作的实现方式以及政府在区域人才合作中发挥的作用,强调区域人才合作的重要性,以引导人才工作。     

国际发展援助转型与印度对非发展合作

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国际发展援助体系已走过近70年历程,各种弊端暴露无遗,转型势在必行。近年来,随着南南合作的复兴,强调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等核心要素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长期主导发展话语的"援助—受援"范式构成了挑战,推动了国际发展援助的转型和全球发展治理的优化。在南南发展合作伙伴中,印度的发展合作理念与实践体现了发展合作的精髓,尤其是印度对非发展合作具有发展合作的典范意义。与此同时,也应当看到南南合作是对南北合作的补充而不是取代,后者仍然是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渠道。同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当从观念、机制、政策等方面反思本国的对外援助理念与实践,创新并践行发展合作,推动中外建立更加有力的发展伙伴关系,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非对等府际合作何以生成：“双边嵌入式网络”——以成渝科技协议为例

当前,地方政府在面对公共事务治理的跨域性、外部性特征时,难以继续向传统属地管理模式求解。这对府际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形成了以双边、多边协议为代表的合作模式。基于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对交易成本与风险的影响分析,能够对府际合作中伙伴选择、网络结构和形式等微观行动机理进行解释。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区科技创新协议案例的考察,发现“成都—重庆”的非对等行政级别府际间合作的生成,离不开更高级别的省级政府层面协调和其他相关城市参与的多边协调,这揭示了行政级别不对等府际间合作的复杂逻辑。面对行政等级与外部环境变量的差异,地方政府的行动逻辑随之变化,基于“量力而行”、成本与风险管理、强强联手、协调带动的复杂过程,实现了节点组团与合作拓展的“团—团”链接。在此基础上“,双边嵌入式网络”促进了这种非对等府际合作的生成。     

试论省校战略合作协议的法律性质

社会服务是高校的四大职能之一,高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战略合作是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重要体现。高校与地方政府在合作中经常签订校地战略合作协议,以书面的形式确定双方的合作关系,其中省级人民政府与高校签署合作协议的情况比较常见,并且具有典型性。本文试图对省级人民政府与高校之间签定的省校战略合作协议进行法律视角的分析,进一步明确其法律性质、协议的履行原则以及出现纠纷后可以采用的救济措施。     

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法律协调的规则体系

全球化背景下,经贸往来的不断发展,促进了中国两岸四地法律制度间的交往。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及《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为代表的合作规则,形成了沟通与协调四地不同经贸法律制度间的重要机制。基于对四地间经济合作法律协调实践在制度安排、规则结构、效力层次以及内容调整等方面的梳理与分析,指出了合作规则不仅是有别于四地各方法律制度的一种新的规则体系,更是形成了各方相互间经济合作的共同体规则,对四地间的经贸交往与合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浅谈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

近十年来,中国与乌克兰的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势头。研究中、乌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的特点与经验,对今后更好地发展双边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际反恐怖情报工作研究

为加大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力度,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国际反恐怖情报工作。在反恐情报机构建设方面,各国充实强化传统情报机构的反恐情报职能,建立专门的反恐怖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方面,强调人力情报与技术情报协调发展。在情报分析方面,确定目标为掌控恐怖组织情报与制定反恐方案,要求遵循疑报假定、客观实证、系统分析、快速反应的原则。在情报合作方面,主要进行双边性合作、区域性合作及全球性合作。在反情报方面,注重自身情报保密的同时,强调破解对方对已方的情报活动。     

加强天水与宝鸡协同发展的思考

在国家关中—天水经济区战略规划出台以后,对天水与宝鸡两个毗邻城市的协作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天水与宝鸡协同发展具有一定的基础,只要发挥两市比较优势,携手合作,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科技创新、人才交流、金融合作等方面加强对接,天水与宝鸡在关中—天水经济区将会共同发展壮大。     

层次分析视角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互动层次不同于宏观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有其自身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在宏观结构层次上,竞争与合作的动因来自于结构压力;在互动层次上,竞争与合作的动因来自于行为体的选择。在混合动机博弈中,竞争就是拒绝政策调整或调整到位,合作就是调整政策使双方都增加收益。对竞争与合作进行层次分析有助于探索从竞争转向合作的条件性,而这一探索也有助于在互动层次上丰富建构主义合作理论。     

小议校企合作促进科技创新

以校企合作为契机,实现企业与高校在产品和技术研发、学生实习就业、市场开发与拓展、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相互服务和相互促进、共赴创新之路,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力引擎。本文将对我国高职继续教育校企合作模式的总体概况、模式种类、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借鉴发达国家校企合作模式,探索我国校企双方可认知、有情感、效果好的校企合作模式。     

警务公私合作的法律反思与优化路径

公私合作是当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在警务领域出现了行政助手、行政委托、警务外包、警务建设PPP项目等多种合作样态。警务公私合作须解决法容许性问题及合作可能引发的公法价值削减问题。解决前述问题需厘清公私合作与固有政府职能界定、法律保留原则的关系,以及从行政程序和国家责任角度对行政合作法制加以完善。警务公私合作法制的优化路径可从警察任务分类处理基础上的合作容许性判断、警务公私合作中的程序及责任设计两个方面着手。     

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依据与体系

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是在反思刑法的瓶颈问题上提出来的，其基本思想是吸收社会力量对刑事法律运作的参与，从而转变对犯罪的治理模式。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犯罪治理模式的转变、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的理念、刑法惩罚机制的局限性以及刑事政策的选择，为刑事法律社会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刑事法律社会合作的体系包括合作主体、合作途径、合作模式与合作目的，刑事法律合作正是通过其内在体系要素的功能发挥，逐渐推进刑法的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