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简帛史料看中国古代司法思想

"公正"与"和谐"是中国司法传统的核心价值,简帛中体现的司法理念充分表达了这两种核心价值。"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司法官员戒贪防腐、消除私情私欲、秉公从事司法活动;"司法和谐"的理念要求通过一种人道、公正的刑罚手段及"宽严相济"的司法政策来促进社会和谐,并通过一种顺应自然秩序的司法措施最终达到宇宙自然秩序的和谐。     

司法改革贵在尊重司法运行规律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对法治中国建设进行全面部署,而此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人民法院＂四五改革纲要＂等纲领性文件,已经勾画了司法体制改革的初步轮廓。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目标应当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要实现这一改革总目标,关键在于尊重司法思维和司法规律。     

中国传统司法的特征及其价值取向

在当下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学界对于传统中国司法的研究逐渐升温。本文通过对中国传统司法外部体制构造和内部审判架构的制度性描述，分析得出传统司法体制上的集权主义、裁判依据上的引经断狱、纠纷解决上调解息诉和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等四大特征，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具有工具性的司法权，而非居中判断权。因此，当代司法实践借鉴时需慎重处理。     

司法公开走向更透明

司法公开既是人民法院的法定职责和义务,也是司法公信、权威的根本保证。在落实办理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审议全市法院推进司法公开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意见》中,市高法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司法公开的实施意见》,并召开司法公开工作会议,全面部署司法进一步公开工作。＂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司法理念,正落实到全市各级法院工作的每个环节。     

恢复性司法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

恢复性司法是传统刑事司法理念的转换,诞生于西方的法律文化之中,以基督教伦理和市民精神为支柱。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家族伦理、重刑轻民以及家国一体与西方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比,对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实践带来了挑战。     

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传统与超越——中国司法变革源流

该书《内容提要》中说：“本书对于中国司法变革源流的解读，除了简要考察古典传统司法的基本特征、文化形态及其深重影响以作铺垫外，重点以政制转换为视点，分析近世历次重大司法改革的要旨、缘由和实际效用；展现百年司法转型及其制度流变中，源长流断、源浅流促，甚至源流分离的错综情势与复杂因素；阐明在急速、剧烈、对抗、动荡的社会变革中，具有精致、稚嫩和后继性特征的司法，作为现代社会的支撑性构件，始终处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境地。最近20多年间平和、稳定、持续的发展与改革开放大格局的形成，才真正迎来了司法改革的春天。”     

司法平衡与“中庸之道”

司法平衡问题是中西古代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在此方面多有论述。司法平衡的理念在中西司法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司法平衡的理念又与中西哲学传统中的＂中庸之道＂有密切关系。中国古代的儒家与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都讲＂中庸之道＂,中庸之道是一种寻求平衡的方法,它可以适用于各领域。在司法层面上,它既是一种平衡不同利益的方法,也是一种平衡不同审判依据的方法。     

当下中国自主型司法模式生成的法治基础——以“能动司法”为样本的分析

能动司法的兴起,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紧密相关,也与法治中国道路的不断探索密切相联;既因为法院文化建设逐步受到重视为能动司法的深入实践提供了法文化软实力的支持,也由于传统中国司法文化的现代价值为能动司法的形成与实践提供了历时性的法律资源。可以说,是这些复杂而综合性的法治因素和法治力量共同作用下,催生了一种相对独立自主的司法模式。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既要重视这些法治因素,也要充分尊重、培育和利用这些法治因素。唯有此,才能顺利的推进司法的自主型改革与发展。     

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清官崇拜批判

清官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的冤滥不公，传统帝制社会后期法律监督制度的衰落，也是我国“神判法”的反映。对中国传统司法中的清官崇拜批判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认识到清官崇拜只是人们渴盼的理想，社会的公平与秩序离不开现代法治。     

法治中国与司法体制改革

法治中国是中国梦的题中之义,是大国崛起的深刻启示,也是对现实矛盾的积极应对。法治中国要求司法要实现公正性这一根本的价值属性,以化解当前的社会矛盾,为此对司法体制改革提出了强烈诉求。围绕司法公正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要让司法去地方化,让司法保持亲历性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等具体改革措施。但这只是基于目前情形下的改革,而不是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司法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让司法回归到基本属性上来。     

司法与行政:中国司法行政化及其检讨

司法行政化是中国司法改革的重大阻碍和重要对象,它也是研究司法改革“中端”层面的很好切入点。本文从中国司法行政化的宏观观察、症结分析和克服对策三个方面阐述了一条新的司法改革路径。     

纠纷、司法与文化:民国湖北婚约纠纷现象考察

本文以民国湖北婚约纠纷现象为考察中心,首先指出了近代中国传统婚姻文化发生的变化,其次考察了男女双方在婚约纠纷中的角色和地位的不同,最后认为司法机构在审理婚约纠纷时做到了＂司法表达＂与＂司法实践＂的一致性。     

司法调解不要流于形式

读了《民主与法制》今年第3期《司法调解之中国溯源》一文，笔者颇有感触。司法调解作为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富有特色的一项制度，具有许多优势，它不仅体现了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而且闪现出我国传统文化中互谅互让、以和为贵的思想，被外国司法界称为“东方经验”。     

汉代疑狱奏谳制度及其司法实践

西汉初年,针对＂有罪者久而不决,无罪者久系不决＂的司法状况,在＂慎刑＂原则的指导下,推行＂疑狱奏谳＂制度。＂疑狱奏谳＂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实践中的复审制度的又一重大发展。它的产生和运用不仅对汉代法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对汉代以后的司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中国的司法改革(三)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一）完善司法体制。包括司法机关的合理设置、领导隶属、司法权限等。（二）改进司法方式。主要指法院的审判方式应进一步改进，探索适应司法现代化的审判方式。（三）优化司法环境。包括党对司法工作的正确领导，行政执法与司法的关系合理，社会舆论健康正常，公民的参与意识普遍增强等。（四）落实司法保障。司法机关在人、财、物等方面不独立，严重依附于同级行政机关，缺乏必要的保障，是急需解决的问题之一。（五）强化司法监督。一方面要保证其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另一方面要进行切实有效的监督，使其在独立行使司法权时，真正能够做到依法司法。     

论章士钊的政治法律思想

章士钊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民主人士。他一生饱经世事,学贯中西,形成了独特的＂有容＂、＂尚异＂的政治思想、民主宪政的制宪主张和自由主义的司法平等观念。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刑事司法过程中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维护稳定的社会关系,如何更加有效地使犯罪分子改过自新,是各国司法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20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兴起了一场新的刑事司法改革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深刻地影响着西方国家刑事司法的走向和预防犯罪的模式。可从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观念和实践出发,充分考虑中国的国情、民情和社情,进一步完善恢复性司法制度所需的社会基础条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制度。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均平”思想

中国传统＂均平＂思想是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形成的反对贫富分化,要求改善贫民生活,抑制豪强地主,促使社会和谐稳定和政治统治巩固的社会政治思想观念。这种思想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和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平均主义的思想因素。因此,＂均平＂思想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理论困境。孙中山民生主义继承了＂均平＂思想的精华,剔除了平均主义的思想糟粕,实现了对传统＂均平＂思想困境的突破。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基地成立

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进入新的阶段,继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后,日前,中国法院推出一个重大举措,即全国唯一一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基地—＂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上海）基地＂成立,揭牌仪式在上海高院举行。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上海市副市长赵雯,上海高院院长崔亚东出席仪式并为基地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