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与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

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家,其政治发展与种族关系和伊斯兰教息息相关,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种族政治和宗教政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通过安瓦尔事件以及伊斯兰党的理念和实践研究伊斯兰教在马来西亚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进而探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政治民主化的关系,探讨伊斯兰教能否推动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东南亚地区形势:2010年

得益于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东南亚国家受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要小得多,经济复苏的步伐也快一些.东南亚地区的"人民力量"运动此起彼伏,在一些国家,街头政治成为常态,这种状态不利于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实际是民主的反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加强了在东南亚的存在与影响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民主化进程中东南亚国家的华人政治参与——以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政治参与发展很快,但各国在参与形式、所选渠道、参与层次及绩效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通过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三国华人政治参与的比较分析,发现民主化进程的确推动了华人政治参与的扩大,但具体影响方式、影响范围和影响力大小又是不确定的.合作、竞争和依附,至少构成三种不同的路径选择.较之民主化因素,民族身份认同对东南亚国家华人政治参与模式选择的影响更大.     

民主化转型前后的韩国议会肢体冲突概况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波及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末的韩国,轰轰烈烈地拉开了民主化政治转型的序幕。近30多年的民主化发展历程给韩国的政治生态带来了万千变化。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国家立法机构的国会,其自身的法律地位、政治功能、权力运行模式,以及议员的行为方式等,也都发生了明显改变。在这些改变中,国会立法审议过程中的肢体冲突现象尤为值得关注。民主化转型和肢体冲突有着怎样的关系,转型前后肢体冲突现象有哪些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以更好地理解民主化转型对国会及其立法实践的影响,以期提高对韩国民主政治的认识。     

浅析俄罗斯和中亚非政府组织

俄罗斯和中亚的非政府组织大致有宗教性非政府组织、民族主义非政府组织、美国等西方国家资助下的非政府组织等7个类型.各种性质的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一方面有益于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滋生了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宗教主义和恐怖主义,严重损害了这些国家的国家安全.     

公民社会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对新加坡的个案考察

本文试图通过新加坡案例来检验西方学者关于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关系的结论.西方学者近乎一致地认为,公民社会发展会导致民主化,其核心假设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对立.然而,新加坡公民社会却是在国家的培育和推促下发展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实际增加了执政党政府的合法性.因此,在新加坡案例中,短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不一定直接导致民主化,甚至还可能延缓民主政治的来临;长期来看,公民社会发展并不是民主化启动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民主政治巩固的决定性因素.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下）

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精英体制方面，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精英规模大幅缩减，组织化精英体制也日益崩解。俄罗斯国家逐渐陷入官僚来源匮乏的困境。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俄式“旋转门”机制，大量从企业、军队、强力部门引进精英填补官僚缺口。这一策略的实质是将管理培训外置，直接用体制外精英业已形成的管理经验来代替政府长时间的培养流程。但俄式“旋转门”策略的大规模采用改变了政府官僚原本的晋升路径和职业轨迹，出现主观因素超过客观标准的现象，形成了精英选任与治理能力相脱节的官僚结构，导致了中层官僚既力不从心、又无人可用的后果。这反映了俄罗斯地方精英体制的基本逻辑：控制、集中，而非治理、放权。从政治制度和精英体制的角度观察，俄罗斯的国家重构与央地关系陷入了一种内耗困境：旨在强化国家能力的诸多策略最终反而导致了国家能力的削弱。国家越加强控制，成本越提高，效果却越不显著。长此以往，可能对俄罗斯的政治现代化进程构成重重障碍。     

德国的国家范式和行政改革

国家范式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加以理解。本文主要通过考察行政改革或行政政策来界定二战后现代德国不同的国家范式。通过聚焦行政理论的内在基础和外在表现,本文将二战后的德国划分为五个阶段,分析范式转变的因果关系和各阶段不同的特点。在结论部分,本文分析了德国行政改革中所表现出的一些动态特征。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     

美国对印度尼西亚军政关系民主化改革的影响

美国政府行政和立法部门及非政府组织为推动印度尼西亚军政关系民主化改革都做出了努力.美国政府在双边高层交往中不断对印尼政府和军方施加外交压力,促其改革;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国防部,司法部等在内的行政部门,实施了一系列项目,旨在推动印尼的军政关系制度建设,支持培育印尼民主的军政关系文化;国会以立法手段或向行政部门施压的方式约束美国对印尼的军事援助及两国军事关系,意在通过制裁和压力迫使印尼进行军政关系改革;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推动印尼军政关系改革、促进形成民主的军政关系文化的活动.这些部门和组织广泛而深刻的卷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印尼的军政关系民主化改革,也可以充分说明美国在对外扩展民主时投入之大、关注之广、手法之细腻.     

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现状与前景--对西方国家相关研究的评介

俄罗斯从传统政治体制向代议民主制的转型已经经历了十余年,在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研究中,西方学者依据不同的视角和切入点,对俄罗斯政治转型的过程、现状和未来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判定.在很多研究者看来,俄罗斯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改造远未完善,俄罗斯尚未彻底地与其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最终告别,俄罗斯政治转型的前景堪忧;而在另外一些西方研究者眼中,俄罗斯的政治转型展现了另一种很不相同的景象,他们对一个结束了一党专制、建立了多党竞争、自由选举的民主政治的俄罗斯的政治转型的现状和前景作出了较为乐观的评价.这些或乐观或悲观的评价,对于我们完整而真实地了解转型时期俄罗斯的政治发展进程,全面、客观地判断俄罗斯政治转型的现状与前景,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俄罗斯联邦国务委员会的起源、发展及作用——基于国家权力结构变迁视角

叶利钦执政早期,国务委员会充分发挥了协调整合行政权力的功能,使俄国家权力结构避免了宪制改革后的严重混乱失衡.1993年《俄罗斯联邦宪法》颁布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趋于多元化,国务委员会既无法解决中央层面的总统与立法机关的结构矛盾,又无法解决源自地方分裂主义的"央地"权力结构松散,因而归于沉寂.2000年普京开始执政后重设国务委员会.尤其在2004年"别斯兰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的国家权力结构再度集中,系统性压力激增,国务委员会的作用不断被强化,国务委员会的事务性工作人员得到扩充,工作机制和议事规则得到进一步规范.2008—2012年,国务委员会成为紧密联系"央地"的关键纽带,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国家政治局势的稳定发展.2012年,在普京第三任期,其成功地协调了因"统一俄罗斯"党崛起而引起的联邦中央权力结构张力,缓解了央地行政层面的权力结构矛盾.2020年修宪后,国务委员会的作用向协助总统整合"全联邦"国家权力的方向转变.同时,"国务委员会"获得宪法地位,成为宪法性权力机关.     

俄罗斯国家观念对俄乌冲突的影响

从俄罗斯国家观念的本质化、在地化和系统化思考内政外交的联动性,可以理解俄罗斯国家观念与俄乌冲突之间多元互联的密切关系。在国家构建、国家认同和国家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三个层面,俄罗斯重视“文化主权”,倡导“理性保守主义”,抵御西方价值观对于俄罗斯传统的侵蚀,加强俄罗斯主流政治价值观建设,巩固俄罗斯国家认同,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俄罗斯突出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体地位,主张由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能力、文化和传统自主决定发展道路。俄罗斯回归治理传统的同时,与西方产生认识差异和结构性矛盾,这是导致乌克兰危机难以调和并最终兵戎相见的重要原因。国家观念的形成需要国家注重治理的平衡性,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并且树立世界眼光,妥善处理国内政治与国际社会的关系。     

国家建构与地缘博弈：乌克兰危机的一种分析视角

俄罗斯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危机升级。与2014年克里米亚“脱乌入俄”时的妥协立场不同,乌克兰这次采取了坚决抵抗的态度。西方与俄罗斯关系恶化,乌克兰成为地缘竞争的对象,其国家建构方式构成了博弈的重要内容,这为理解乌克兰危机及其升级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思路。西方倡导公民民族主义,俄罗斯则依凭族群民族主义,促使乌克兰国家建构在上述两种路径中摇摆。2014年以后,乌克兰迅速向西方靠拢,采取公民民族主义建构方式,却因民主化转型困难,内核仍然是族群民族主义,引发民族主义上升和民粹主义抬头。受此影响,乌克兰按照北约模式进行军队改革,在国际谈判中立场强硬,使得《明斯克协议》执行困难,导致危机升级。从国家建构视角理解乌克兰危机,本质在于乌克兰未能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国家建构路径,在外部干预下国家分裂,这为多民族国家建构带来重要启示。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俄罗斯转型期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兼论"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前景

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是影响国家治理的关键变量,能否有效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将直接影响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绩效.本文从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入手,对俄罗斯20世纪中期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演化路径以及期间的制度变迁与社会经济绩效变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对"梅-普"时代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经济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在此基础上,归纳总结出俄罗斯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转换关系的倒U型曲线.     

突尼斯政治民主化中的欧洲因素探析

欧盟是突尼斯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外因。欧洲国家的压力引起了突尼斯1861年宪政改革,从而开启了突尼斯的政治现代化。同样,欧洲因素使得哈比卜.布尔吉巴和"布尔吉巴主义"在突尼斯确立了统治地位,侍从主义体制延续到共和国时期。突尼斯在欧洲影响下,其民主化进程呈现独特的特点。1995年欧盟提出"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计划,标志着其三位一体民主促进机制的形成。这一机制在突尼斯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大企业主阶级与韩国民主化

大企业主阶级是韩国民主化进程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在政治上处于保守地位，是反民主化的力量。但是基于威权时期形成的政治依附性增长模式和民主化进程中韩国政府对大企业主阶级的有意控制，韩国大企业主阶级的影响主要被限制在经济领域。韩国威权时期和民主化进程中政府与大企业主阶级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正处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金砖国家和泛欧洲的终结

金砖国家的成立与发展是创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步骤。自其成立以来,金砖国家日益机制化的发展方向,挑战了由西方主导的国际权力结构和全球治理体系。俄罗斯是金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砖国家的出现不仅促使俄罗斯不再幻想与欧盟一道,建立平等、多元的"泛欧洲",转而致力于建设一个不同于大西洋国家主导的平行战略;更推动俄罗斯战略东移,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实践世界政治多元主义的理想。当然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主义霸权依旧存在,只有国际政治民主化与多元主义全球化相辅相成,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有望实现。     

后苏哈托时代伊斯兰教与印尼政治民主化

1997年金融危机引发印尼的政治危机,统治印尼三十余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印尼进入政治民主化的新阶段.伊斯兰教势力也成为印尼政治中的重要角色,并在印尼政治民主化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俄语安全问题

苏联解体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推进,俄语的地位一落千丈,俄罗斯所面临的语言安全问题--俄语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俄语安全与俄罗斯在其国内外的战略利益休戚相关.目前俄罗斯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应对俄语安全的积极措施,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俄罗斯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提高民族素养以及促进社会整体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于世界上其他多民族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推广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