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王国继统制度研究

由夏、商王朝确立的“兄终弟及”、“父死子继”及由周王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等继统法则，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高句丽。在高句丽28位王的传承中，父死子继是主要形式，而“兄终弟及”的传统观念、贵族势力的影响、后族的介入也成为阻碍王位正常传承的因素。     

东非石油大发现的影响和我国的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东非油气大发现吸引了全球的目光。本文对东非油气大发现的历史进程、最新情况进行了系统的跟踪,分析了东非油气大发现对非洲和世界能源领域及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了对东非国家会否陷入资源诅咒的担忧。同时,也对中国油气企业参与东非油气勘探开发提出了建议。     

近年来国内有关中东欧研究的状况

20年前的东欧剧变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自那时以来,国内外学界在中东欧研究方面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近年来,国内有关中东欧的研究,逐步呈现出全方位、多角度、多侧面的态势,其研究也更趋理性和客观,反思和总结的意味更浓.     

近年来我国研究粪孵法诊断耕牛日本血吸虫病的成就与展望

我国流行的血吸虫病属于日本血吸虫(Schistosoma Japonicum)病。病害流行地区遍及南方12个省、市、区的350个县、市。1957年国务院发出“要坚决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在各方面的努力下,疫情大减。在诊断方面,原来用粪检虫卵的经典方法,检查轻度病牛粪便已经无效,于是从1957年起改用检出率高的粪孵法以观察其病原毛蚴。 粪便孵化法应用到现在已走过了三个历程。最早是沉洗法,用玻璃器材,洗粪一次,要65分钟,才能换清粪水见到毛蚴。此法换水量很大,耗时长,工序繁,当时曾有13种以上的改     

东亚主要经济体收入分配的比较研究

本文首先介绍了当前流行的收入分配理论及其衡量方法,比较研究了东亚各类经济体的收入分配情况。在加深对东亚经济发展多样性认识的同时,论证库兹涅茨的有关收入分配“倒U型曲线”的理论是不完全符合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实际情况。     

我国非洲教育研究二十年:回顾与思考

由于多种原因 ,非洲仍是世界上教育最不发达地区。近 2 0年来 ,我国非洲教育研究的涉及面较广 ,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发展、财政问题、管理体制、大学教育、教师教育等方面 ,并呈现出研究国别和领域倾向性明显、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单一、研究力量薄弱、成果形式单一、成果发表分散、发表时间不均衡的特点。今后我国应加强非洲教育研究队伍的建设 ,进一步拓展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 ,重视国内、国际的交流与合作 ,组织力量集体攻关 ,不断推出更具影响力的成果。     

20世纪敦煌变文的发现与研究

“变文”的产生受到外来佛教文化很大的影响, 它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 这一重要的文学史料,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为人忽视, 乃至湮没不闻, 直至上世纪初伴随着敦煌遗书的出土才 重新问世。20世纪, 敦煌变文在经历了被西方冒险家劫掠的命运后, 逐渐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     

近十年我国关于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 现有的研究机构主 要有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非政 府组织的起源和界定、性质和特征、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关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等几个方面, 并涉 及到对中国民间组织和中介组织的起源、发展、法律定位、管理、影响和作用等相关问题的研究。这 些研究成果无疑带动和推动了我国非政府组织问题的研究, 但在研究的深度上, 在结合中国具体国 情考察本土非政府组织方面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投资风险识别与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年来爆发出的多起海外合作投资失败案例,迫切需要我国投资方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国际关系等多个层面深度挖掘与分析影响投资风险的主要因素,合理识别与评估东道国的投资风险,提升国家间投资协作效益。基于此,本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选取参与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且具有代表性的沿线35个国家。从经济条件、负债能力、社会稳定、执政能力与双边关系五个方面,筛选37个指标计算其分项与综合风险系数。在聚类分析基础上,参照综合风险系数排名结果,将35国分为5类风险等级。研究发现,东南亚国家较适宜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应进一步扩大合作规模;金砖国家呈现较高的投资风险水平,我国应加强纽带联系,密切关注东道国国内投资环境的改善;中亚五国的投资风险呈现两极分化,我国应增进政治互信,发挥在哈萨克斯坦的投资示范效应;高度关注高风险国家的投资风险隐患,建立必要的补偿机制。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澳大利亚毗邻东南亚,又是美国在亚太最重要和最可靠的军事盟友。澳大利亚对南海的态度与立场,很大程度上影响对东盟和美国的立场。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澳大利亚官方和主流媒体报道的官方对南海争端的态度和发言进行总结和分析,探讨澳大利亚官方对南海争端的基本立场。     

A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s at Liberal A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idwest: Characteristics and Correlat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jo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t liberal a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idwest.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vario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s, particularly regarding the degree of "structure" in the major? What factors appear to be related to whether a liberal arts college or university offers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jor in the first place? What explains the variations that exist that characterize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jor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se questions by surveying sixty-six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Illinois, Iowa, and Missouri. We find that although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jors are somewhat prevalent in the "heartland," there is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how they are structured. Further,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ether or not an institution has 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ogram is largely a function of whether an institution has a graduate program in a field that allows for a 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conclude with some observations that might promote future discussion on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jors.     

回顾与展望:老挝高等教育研究30年

外国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具有历史继承性。对老挝高等教育以往形成的研究进行再研究意义重大,可以让我们明了从何处拓展新的研究,形成创新性的研究成果。近30年来,老挝高等教育研究逐步从模糊走向清晰、从隐性走向显性、从整体走向专门的历史生态。     

多学科、兼顾历史与现状、教学相长：南洋研究院华人研究特点与存在问题（2000-2006）

南洋研究院的华侨华人研究体现了多学科、兼顾历史与现状、教学相长的特色。除了经济、历史、政治学(国际关系)等主要学科外,南洋院师生越来越多地借重民族学、宗教学、金融学、人口学、语言学、管理学、图书及版本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华侨华人。在侧重华侨华人现状研究时,仍继续关注华人史研究。在相关学位课程带动下,硕博生的学位论文研究日益成为南洋院华侨华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总体而言,南洋院的华侨华人研究仍呈现创新能力弱、文献单薄、低水平重复等问题,这既是国内文科重量化考核导向的结果,也与研究人员浮躁的学术态度相关。     

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权之争 ——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自觉

二战以后,美国一直掌握着国际关系研究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学理层面论证其霸权合法性。冷战结束以后,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与国际政治现实的挑战,国际关系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态势,欧洲国际关系研究在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议题、理论流派等方面与美国展开了积极的话语权竞争,成就了“欧洲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美国的话语霸权。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与地缘政治重心的东移,国际关系研究的亚洲意识也逐渐觉醒,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自主性建设已初见成效,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有所提升。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话语权建设上存在诸多不足,应进一步强化学科内涵建设,推动理论创新;寻找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突破口,挖掘新的研究支点;拓展话语平台,为外交话语体系提供学术支撑。只有制定正确的话语权战略并付诸实施,才能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竞争力。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基于学科建设的初步思考

中国学界对东欧文学和东欧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很早就开始了,但从国际问题或世界政治的视角对(中)东欧问题进行全面研究大抵与改革开放同步。从研究对象的变化看,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中)东欧研究大体分为20世纪80年代的东欧研究和东欧剧变后的中东欧研究。而从研究的系统性和变化趋向来考察,中国(中)东欧研究则经历了一个不对称的“N型”进程,即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的“显学”、2004年数个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前后至2011年期间的“险学”以及2012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倡议启动以来的“热学”。在此过程中,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内容与重点不断发生变化,呈现强政策导向性、重热点追踪性以及国别关注非均衡性的特征。与之相适应的是,有关研究机构经历了从恢复新建到骤然减少再到蓬勃发展的过程,从业人员则出现由相对集中到部分改行再到“跨界汇”的趋向。为强化学科建设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中)东欧研究应重点关注以下几点:剖析老中青三代学人的差异,总结中国(中)东欧研究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查找中国学界与国外学界的差距,归纳中国(中)东欧研究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探求中国学界对于该区域的定义,形塑中国(中)东欧研究的唯一性或中国范式。     

略论《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困境与应对

中国对南中国海四大群岛之主权,实有充分理据。《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是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政治文件,在各国围绕南中国海问题之解决所进行的努力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不容乐观的是该宣言亦存许多不足之处,其实施已面临困境。中国应坚持以维护中国对该地区固有主权为基本原则,高度重视南海问题与台湾问题的相关性,在注意探讨与区内个别国家率先达成实质性双边谅解的可能的基础上,积极倡导并努力实现有关各方共同签署更具法律拘束力的南海问题多边条约。     

美越防务安全合作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越关系不断升温,尤其是在防务与安全合作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美越双方从战略上日益重视防务安全合作,军事高层互访频繁,实质性军事交流合作如联合军演、开放越南军港、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持续开展,核能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美国全面解除对越武器出口禁令,美越防务安全合作日趋机制化等。美越从昔日的军事对抗走向今日的军事合作,源于亚太地缘政治与安全形势变化背景下两国对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主要动机及意图是通过相互借力削弱或制衡中国,并在南海问题上实现各自的目标诉求。美越安全防务合作对中国周边安全以及中国外交造成了挑战,它影响了中美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南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虽然美越军事合作暂时难以走向军事同盟,但中国应采取必要的应对策略,积极推动中越关系的发展,加强中国与东盟关系,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善周边安全战略,提升应对周边安全危机的能力。     

Criminalising Academia: The Protection of State Information Bill and Academic Freedom

This article assesse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ontroversial Protection of State Information Bill for academic freedom in South Africa, specifically for communications, media and journalism studies. The Bill requires the security cluster to classify sensitive documents on national security grounds. Academic teaching and research can help citizens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ecurity cluster is acting in the universal interest,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 of a political elite; it can also be used to assess media performance in report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matters. Using a critical approach to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security, I argue that the Bill favours secrecy over openness, and South Africa’s embrace of the human security defin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has contributed to the problem. This overemphasis on secrecy is likely to reduce the few spaces that exist in academia for critical, emancipatory work on security issues, which could hobble the sector’s attempts to understand the deeper processes at work in the security cluster. If such enquiry is marginalised, then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risks becoming an instrument for continuity rather than change in South Africa’s existing, highly unequal power relations: relations that are being maintained increasingly by fo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