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行政问责如何从“风暴”走向“常态”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专章涉及健全行政问责制度，他要求“研究行政问责立法相关问题”。近年来，各地行政问责已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法律规范，行政问责在实际操作等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特别是行政问责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程序以及责任追究等方面都需要统一规范，需要统一法制。     

行政问责程序研究

行政问责程序是行政问责制度运行规范化、实效化、常态化的关键环节，它使行政问责由行政性而法律性、由碎片化而体系化、由内部运作而社会化、由选择化而普遍化。然而，目前我国真正或者完整意义上的行政问责程序还没有建构起来。因此，完善相关行政问责的程序规则势在必行。其中关键之点在于我们必须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法律手段将行政问责程序建构起来。具体而言，行政问责主体应非行政化、行政问责罚则应法典化、行政问责方式应衔接化、行政问责过程应司法化、行政问责结果应效率化。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基本构成——兼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颁布实施，对于统一我国行政问责立法，加强领导干部行为规范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行政问责制在构建进程中还存在泛化、滥化与简单化现象，还没有完成由“权力问责”向“制度问责”过渡。作为一种独立的责任追究机制存在的行政问责制，其应当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范围、问责程序、问责内容、问责后果等方面作出限制。也只有建立此严格意义上的行政问责制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绝不能误认为行政问责制是包罗万象的责任综合体，更不能把行政问责制简化为引咎辞职。     

从“问责”层次论“治庸问责”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湖北省委、省政府掀起的“责任风暴”与“治庸计划”，在社会引起强大反响。“治庸问责”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精神之庸、能力之庸、责任之庸“三庸”问题，达到“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的效果。本文通过工作创新问责、工作目标问责，工作纪律问责和工作连带问责四个层次“问责”分析，探索建立“治庸问责”的长效机制，体现“治庸问责”针对性，强化系统性，提高实效性。     

公正问责的实践指向：失责必问，问责必严

公正问责是公权力应有的正当属性，必须对公权力进行严格监督。人们在关注问责的影响力和强度时更关注问责的公正性，这是在警示执纪执法者同样要承担相应的问责职责。公正是问责的灵魂，失责必问就是要牢牢把握公正问责的实践指向，禁绝问责的随意性和模糊性。以实践证明问责的公正性，方能以实际成效的公正性提升问责的震慑力和信服力。问责过程的公开透明是严格监督的必要条件，没有公开透明的问责，公正性就无从谈起。公开透明既是对被问责者公正问责的有利保障，也是对执纪执法者的监督和保护。     

论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有效构建

本文分析我国行政问责现状，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立法缺位、问责的前提条件不明确、问责随隶l}生较大、适用范围偏狭窄、责任形式不够具体明确等缺陷。立足我国实际，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提出完善我国行政问责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将对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的构建具有指导与实践意义。     

行政问责的法治化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度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它的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公民参与政府问责的积极性不足，权责难以界定，问责主体缺位，目前仍局限于同体问责。本文将从其法治化的角度综合分析，建议进一步加快行政问责制度建设与立法步伐，尽早将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与发展框架，严格划分权界限，公民参与政府问责要制度化，厘定官员问责标准，强化异体问责的力度，使问责主体多元化，要统筹兼顾，确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潘洪其：构建惩处有力的官员问责体系刻不容缓

潘洪其在《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复出引起公众的质疑与不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有关法律和党纪政纪法规对官员问责的规定不够完善，在执行中缺乏有力的制约，从而使得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缺乏基本的规范，也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为维护官员问责制度的严肃性，重塑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应当全面整合有关规定，形成统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     

行政问责要与依法行政紧密结合

构建权责对等的问责体系，保障政府依法行政的执行力。行政问责以责任体系的建立为基础，应依照职权相应、权责相等、错责相当的原则，建立与制度化、规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相衔接的问责体系，既保证问责的公平性和可预期性，又保障行政管理体系的可控性。要设定行政行为的边界，明确不同部门、不同类别公务人员的不同职责，做到行政问责的依据与依法行政的职能设置相匹配。     

热评摘要

应防止问责过程中以经济赔偿代替行政责任，以行政问责代替刑事问责；防止“牺牲我一个，保护一大家”的“替罪羊式问责”；力改事过境迁束之高阁，不伤毫毛的“过场式问责”。——上海大火需要问责更高级别的责任人。     

不断前行的中国行政问责

行政问责作为一项推进责任政府建设的重要手段，正随着一次次广受关注的“问责风暴”而被人们所关注。为使广大读者正确理解和把握行政问责的科学内涵、如何正确实施行政问责，以及在推进行政问责制过程中应注意什么问题等，本刊特组织了这期专题，以帮助广大读者从理论与实践的层面正确认识和把握相关问题，为构建科学的行政问责制度提供借鉴和参考。     

试论政府善治视域下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建构

在我国目前的政治语境下，建立和实施行政问责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政府良好治理的关键。然而，目前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仍面临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匮乏等诸多困境。因此，将成为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的多元化；健全行政问责的法律体系；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     

昆明严禁“出事”干部异地做官

在昆明新近出台的《昆明市被问责领导干部相应组织处理意见（试行）》中，被处以诫勉谈话等六种问责方式之一的领导干部，一年内将不得被提拔；被问责两次即可党内降职、行政降级；被问责三次将免职。面对这一政策，专家学者纷纷表示赞赏，但也提出建议：采取第三方听证，让被问责官员有申诉的机会。     

浙江：出台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程序

本刊讯近日，浙江省出台了贯彻《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工作程序。《问责程序》共分21条，主要规范了问责程序启动、问责线索（材料）的管理及办理、初核、立项、调查、审理、报送问责建议、代起草问责决定、送达、监督执行、公开、复核等12项工作程序。《问责程序》规定省纪委、监察厅对通过检举、控告、上级机关及领导批示、人大、政协、司法、行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提出的意见建议、巡视、检查、考核建议、     

“问责制”下的基层干部五种心态

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其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美国问责制的基本构成

问责制是美国民主宪政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在联邦层面，问责对象涵盖所有联邦行政部门及其所属行政官员。所涉官员承担责任可细分为个人责任和角色责任。人民是理所当然的有权问责主体，但更多地是由垂直和水平关系中的专门性机构和人员代表人民刑事问责权。问责的事由主要包括财政问责、公正问责和绩效问责。问责的程序则主要包括报告和调查、说明理由与批评性争论、以及制裁与救济措施的实施等。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行政问责制是我国政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我国的行政问责制仍存在着问责法律缺失、问责主体单一、问责客体模糊和问责程序不规范等方面的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制度

黑龙江省宁安市实行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制 近年来，该市以实施问责问廉问效“三问”工作机制为抓手，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促进各项制度落实。按照《关于对党政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问廉问效暂行办法》，该市开展“问责问廉问效”工作，对审批不及时，办事效率不高，政策落实不力等执行制度不到位的单位和人员进行督办和问责。截至目前，共发出问责通知书38份，对31个单位进行通报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