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

近日华为高管孟晚舟案件引发关注,因为加拿大有可能将孟晚舟应美国要求引渡至美国,因此国际法中有关引渡制度的研究,应当结合美国单边经济金融制裁的特性展开。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在当今世界虽然遭遇了诸多争论,但是仍然对得到了普遍承认。对于何为政治犯罪的构成,过去往往集中于论证、区分政治犯罪的客观方面,而忽视了应当自犯罪人的主体角度,去考察犯罪人是否因引渡遭受基本人权的损害。同时,对于引渡请求成立与否,还应当同时充分考虑基本的人权观念和正义理念,而不仅局限于被请求国和请求国在国内法上的考虑。政治犯罪不引渡的首要考虑因素只能是人权问题,华为案是政治性的,加拿大不应当做出准予引渡的决定。     

从反腐败领域看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发展趋势——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围非常广,追缴犯罪所得、执法合作、电视会议方式取证及主动司法协助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新内容和新形式,公约还建立了双重犯罪原则的新标准及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不适用于腐败犯罪的新规则.     

美国适用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发展趋势

“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引渡制度中已确立的原则。虽然引渡制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80年,①但是直到18世纪末,引渡主要是针对政治原因的逃亡者(包括叛国罪、轼君罪或反对君主制的犯罪),而对普遍刑事罪犯则很少引渡。欧洲第一个引渡条约——英国和苏格兰引渡条约就是引渡政治犯的条约。1625年格老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对引渡问题作了理论性的阐述。     

论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

双重犯罪原则是引渡制度的重要内容 ,对于引渡请求所指向的行为只要依请求国与被请求国两国法律达到实质类似 ,就以为符合双重犯罪原则。从国际刑法学的角度 ,论述了在对国际犯罪进行引渡的过程中 ,双重犯罪原则之实质类似说的具体适用需要把握的若干问题 ,认为实质类似说与罪刑法定主义并无冲突 ,也不会造成对政治犯不引渡原则的背反 ,它与普遍管理原则所引申出的或引渡或起诉原则能够达成协调。另外 ,认为实质类似说体现在定罪和刑罚两方面 ,各国对可引渡之罪的标准从列举式到淘汰式的演变也表明了国际刑事立法对该说的确定     

关于死刑不引渡原则在我国实践的国际法思考

"死刑不引渡原则"已经在近年来的国际引渡实践中被确立为一种刚性原则,与政治犯不引渡原则、自国民不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等并列为引渡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然而,这项原则在我国的引渡实践中的应用却极为有限和保守,这导致我国在秉承条约前置主义理念的国际引渡实践中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本文将从现状入手,试图通过澄清"死刑不引渡原则"的真正内涵,指出在我国承认和实践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俾有利于我国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浅析死刑不引渡原则

死刑不引渡原则作为国际上一项重要的现代引渡刑法原则。对死刑犯采取不引渡原则,并不等于死刑犯会而逃脱各国法律的制裁。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在各国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对触犯刑律的被告人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具体的量刑问题。本文从死刑不引渡原则的概念出发,基于我国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的司法实践,以期对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不引渡原则提供建议。因此,我国在国际引渡合作实务中,应灵活运用死刑不引渡原则,尽力消除引渡中的"死刑门槛"障碍,以更好地开展国际引渡合作,打击国际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探析

引渡是指一个国家应他国请求，将被指控犯有可引渡之罪的逃犯或已被判决的罪犯交付该请求国以使其实现审判或执行判决的制度。其作为一种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一直在国家联手打击跨国犯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引渡是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合作，其间又涉及到相关人员的个人权利。因此，引渡制度在运行实践中，一直受到一些例外原则的制约。这些例外原则以国家主权、刑事政策和相关个人的权利保护为前提，旨在保护相关个人和被引渡请求国的利益。“政治犯罪不引渡”原则就是这些例外原则之一。本文不想对引渡的诸例外原则进行全面…     

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机制探析

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是双边政治、经贸发展的需要;已经建立的双边协商机制和法律合作机制是开展打击跨国犯罪的基础。中国和东盟国家已经签署的引渡条约在政治犯罪不引渡、本国国民不引渡等问题规定落后双边打击犯罪现实,亟需改进;中国和东盟国家司法协助形式较单一,需要增加。对于尚未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由于不能根据国际公约开展引渡合作,只能开创新的合作思路。未来中国东盟打击跨国犯罪刑事合作应当向着建立区域机构、区域统一逮捕令、强化人员培训技术合作以及网络信息建设方向发展。     

我国外逃腐败官员引渡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腐败官员外逃"避罪"现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简要论述了我国引渡制度的概况,并深入研究引渡我国外逃腐败官员存在的问题,如法律依据的缺失、死刑阻碍引渡合作、政治犯罪的界定阻碍引渡合作等。从而就引渡合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法律依据、灵活使用"不判处死刑承诺"、腐败犯罪非政治化等建议。     

欧洲逮捕令及其对我国区际移交逃犯的启示

欧洲逮捕令是在欧盟范围内取代引渡制度而施行的一种逮捕和移交逃犯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新模式。它的理论基础是相互承认原则。欧洲逮捕令是对传统引渡制度的变革和创新,它取消了本国国民不引渡原则,对特定性原则进行限制适用,对严重犯罪取消双重犯罪原则,在程序上更为简化快捷。它对我国建立便捷高效的区际移交逃犯制度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行政法比例原则的价值分析

比例原则的基本内涵和价值理念是行政法基本原则领域值得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内涵方面,比例原则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比例性原则;在价值理念上它符合宪政和法治的思想,可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保证相对人权益的最大化,而且能够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随着比例原则的不断发展和在世界各国的广泛应用,其在我国行政法中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论纲

刑事程序合法性原则是宪法性原则在刑事诉讼法上的直接体现。该原则经历了从形式到实质的历史演变过程 ,其宪法根基在两大法系分别为正当程序原则与法律保留原则。该原则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问题重重 ,需要明晰其适用范围及其例外 ,并分析与其相关的司法审查原则、比例原则的关系。     

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目的论解释

支持或反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者,实质上都是基于某种法律上的意识形态,以一种目的论或功能论的态度加以解释的。在历史上,基于保护交易安全之功能论或目的论来解释物权行为之无因性原则,出现在后期潘德克吞法学中。功能实证分析只是对无因性原则的机能进行一种实证的、中立的描述,与价值判断无涉;目的论是从无因性原则中发现的交易安全之保护机能来进一步论证该原则的正当性,以增强其价值层面的说服力。本文认为,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无因性原则,符合当代社会侧重保护动的安全之法政策目标,因而在目的论上具有先进性;并且,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德国法为维系无因性原则和不当得利、善意取得制度在体系上的意义关联而坚持该原则的真正目的。     

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之审思

最大诚信原则为保险法基本原则之一,此观点几近为国内保险法学界通说,其存在理由包括保险合同的高度信息不对称性、射幸性、格式性等诸多理论,但相关理论均不足以作为解释其存在的依据。从最大诚信原则的核心规则来看,无论是告知义务、说明义务、还是弃权与禁止反言,亦不足以支撑其存在。最大诚信原则之称谓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具有巨大潜在危害性,应以诚信原则取代之。     

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意思自治原则是民法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在实现法律对民事社会关系的调整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该原则的适用不是不受限制的、任意的 ,而是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的 ,只有在满足特定的条件的情况下 ,该原则才能够发挥其相应的作用 ,超出了特定范围、不符合特定的条件 ,就没有该原则发挥作用的余地     

论民事裁判范围制约机制及其构建

在民事审级中,有关裁判范围的制约机制主要体现在对上诉审裁判范围的制约上,这一制约机制主要通过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的确立发挥作用。从域外来看,各国和有关地区均在理论或司法实践上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该原则的内涵。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则未能对判决结果明确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也未体现该原则的精神实质,配套的制度建设更是极为缺乏,从而使得我国上诉审裁判范围处于制约失控的状态。     

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其适用需要满足一定的前提条件。比例原则保护的是一种相对权利,审查的是国家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不可克减的公民权利以及目的正当性不在其适用范围内。比例原则具有独特的内涵和价值功能,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在民法、刑法等部门法中普遍适用,理应回归行政法这一固有领地。为适应国家任务的多样性,比例原则在关注侵益行政行为的同时,也应当向授益行政行为和互益行政行为的领域拓展,但“最小侵害”的严格标准和“法益均衡”的目标追求,决定了其主要用于规制常态意义下的行政权力行使,在紧急状态中的适用要受到一定限制。     

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罪刑法定原则论纲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它存在的形式前提是宪法中规定的法治原则,而实质前提则是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作为刑法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形式上表现为四个派生原则,在实质上就是人权保障原则。由于两大法系对法治主义理解的不同,所以罪刑法定原则在大陆法系表现为面向实体的原则,而在英美法系则表现为面向程序的原则(实体的正当程序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首先是作为立法原则,其次是作为司法原则,其不是实现在刑法运行的某一阶段,而是实现在刑法运行的全过程中。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