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民事诉讼中的不告不理

“不告不理”是指未经公诉人、当事人起诉的民事案件，法院不得受理和审判的诉讼原则。是现代法院审理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一项公认的基本原则。“不告不理”原则在民事诉讼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必须有原告请求或被告公诉，法院才能受理案件并进行审理。第二，在审理中法院的审判活动受原告起诉或被告反诉的范围的约束。也就是说当事人“告谁审谁，告什么审什么”。对于民事上诉案件，则仅对其中的上诉部分进行审理，没有上诉的部分就不审理。在民事诉讼中实行“不告不理”原则是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行为的重要表现。     

浅析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

传统诉讼法理论在“无利益即无诉权”的原则下,一般认为作为诉权要件的“诉的利益”是法院进行裁判的前提。因此,对于社会经济安全等社会公益,公民被认为不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原告资格不被承认。然而,随着新型纠纷(垄断公害诉讼、环境纠纷、消费者公益诉讼等)的出现,公民便无法通过司法手段来维护这一公益。反垄断公益诉讼制度的出现,既是诉讼法对其自身只顾及保护私人利益的狭隘性突破,也是对传统诉讼法律制度的超越。     

论公益信托之界定及其规范意义

我国信托法中移植了滥觞于英美法系的公益信托制度，然而十余载来鲜有成功实践。配套制度的缺省是肇因之一，公益信托的界定及其规范意义的混沌状态也难逃其咎。术语的选择除了探究词源，更应揭示概念所指向对象的本质。“公益信托”之所以优于“慈善信托”，不仅因为公益信托之公益本质使其从众多信托中被甄别出来，并获得特殊待遇：豁免于禁止永续规则和适用近似原则以确保永续，而且也为税收优惠和严格监管提供了合理依据。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公益信托之认定方有意义，也为我国实践中的“类公益信托”的性质分析提供了清晰思路。     

论网络时代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中的公益优先原则——以胡浩波案为视角

本文笔者试从胡浩波案件判决体现的公益优先原则出发，指出该案件不仅突出的是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公益优先原则，而且更能折射出网络时代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制度的公益优先原则。     

论行政公益诉讼提起主体的多元化

一、行政公益诉讼浅析 （一）公共利益与行政公益诉讼的概念公共利益或叫“公益”（Public Welfare），在英美法系中，公共利益也称公共政策（public poucy），主要指被立法机关或法院视为与整个国家和社会根本有关的原则和标准，     

关于提起“公益诉讼”合格主体的探讨

当前．“公益诉讼”在我国尚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只是业界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指法律规定的合格主体按照法律的授权，就侵犯国家利益、社会公益或不特定的他人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依法处理违法之活动。在这个共识中，只是对“公益诉讼”的范围、程序等进行了笼统概括，对于何为“法律规定的合格主体”却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     

论行政公益诉讼“不依法履职”的评判标准

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行职责是行政公益诉讼中的争执焦点，也是检察机关提出公益诉讼请求且能否获得法院裁判支持的基础。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行政公益诉讼中不依法履职的认定标准存在较大分歧，需要建立清晰、融贯的认定标准。评判标准的确立应立足于我国司法实践，具有易操作、判断、识别兼具灵活性特点。我国“政策实施型”司法模式决定了以结果标准为原则，以行为标准为例外的混合标准。有效保护公共利益是衡量行政机关是否依法履职的标准，把穷尽行政监管手段和客观因素超出主观能力等因素作为尽职免责的合理考虑。     

论“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适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37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这就是我国法律关于“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全部内容.由于法律条文的过于原则抽象,且“两法”颁布以来未见对这一问题作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故无论是在司法实际部门的执法中还是在法学理论界,对“上诉不加刑”都有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影响到对这一原则的贯彻执行.不少同志认为,“上诉不加刑”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条原则,当然应该贯彻执行.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被告人方上诉后,二审法院发现一审判决重罪     

国外简讯

美国拟将版权侵权企图列为刑事犯罪；中美建立反盗版机制 美国海关提供假冒商品信息；CAFC敦促专利上诉与抵触委员会关注证据记录；开源授权祭出新规 矛头直指微软Novell联盟；美法院裁决：Google微缩图片外国投资属合理使用     

检察公益诉讼中检法对应关系之改造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与管辖法院实行级别、地域的严格对应，不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已产生诸多弊端。刑事诉讼中的地域管辖原则未适用于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私益性，加上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法律监督职能的不确定性，以及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使得刑事诉讼中的检、法对应关系不能适用于检察公益诉讼。从立法原意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就是原告，因而无须与审理法院实行级别、地域的严格对应。考察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身份性质，应当避免将其与法院平等对应的宪法地位作不适当的牵连，避免将其原告身份与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地位以及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对立起来，避免将其跨区域代表公共利益与行使管辖职能混同起来。这样，才可以从体制方面澄清检、法衔接关系中的认识误区。     

食药安全领域检察机关诉请惩罚性赔偿相关问题研究

关于检察机关在食药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中能否主张惩罚性赔偿这一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争议。司法实践中虽不乏法院判决支持检察机关提出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案件,但各检察机关提出的赔偿标准不一,法院关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性质认定、能否抵扣以及分配方案说理各不相同,不利于惩罚性赔偿在食药安全领域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合理适用。检察机关诉请惩罚性赔偿具有合理性,建议给予检察机关结合案件基本情况提出合理惩罚性赔偿数额的权利。基于惩罚性赔偿金的民事罚金性质,其不应与刑事罚金和行政罚款相互抵扣。同时,建议设立消费民事公益基金,将惩罚性赔偿金用以支持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从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非补偿私人利益。     

分立抑或统一：我国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与分歧消解

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缺位与公益诉讼受关注的现实程度极不相称，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研究的分歧与对实务运行的担忧，因此，以整体公益诉讼理念为指导，打破民事公益诉讼、行政公益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等部门视域的局限，适应公众迫切期望公益诉讼制度迅速建立的“民心所向”，积极探索统一公益诉讼实务运作路径，构建私权对公权制约的涵盖各类公益诉讼内容的综合公益诉讼制度，允许不特定的合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以自己名义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维护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公益诉讼制度的正确选择。     

美国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原则的新发展——兼析TOYOTAMOTORSALESINCv．TABARI案

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于1992年创设了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原则。近来,该法院判决了一起在域名中使用他人商标的侵权案件,认定被告的指示性合理使用抗噼成立,未侵犯原告的商标权。本丈试从案件事实出发,结合本案争议焦点,全面展示法院在该案中的推理分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在域名中商标指示性合理使用的判断方法。这对于构建我国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和商标法的第三次修改大有裨益。     

论《罗马规约》对国家“不愿意”管辖的判定标准及我国的担忧

我国认为《罗马规约》第17条第2款关于国家“不愿意”管辖的判断标准过于主观,国际刑事法院会因此成为凌驾于国内法院之上的“上诉法院”.分析我国立场的关键在于对《规约》中“国际法承认的正当程序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如果国际刑事法院在实践中将国内诉讼对当事人国际人权公约所载权利尤其是公正审判权的保障情况纳入其审查范围,就不但会混淆其与国际人权条约机构的不同职能,而且会加深我国对其成为“上诉法院”的担忧.     

论民事上诉制度中禁止不利变更原则在我国的适用

“上诉不加刑”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刑事上诉制度中的一项特殊原则,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中有与此相对应的“禁止不利变更原则”（有的翻译为“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即民事上诉亦不得加重上诉人的责任。国内有观点认为应将这一原则引入我国民事上诉制度中①。我们认为,在民事诉讼中,既要尊重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权,又不能将禁止不利变更原则绝对化。 一、民事诉讼不能照搬刑事诉讼的原则 “上诉不加刑”是刑事上诉程序中适用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刑事上诉程序中被普遍适用,无一例外,体现了“原则”的稳定性和普遍性,但…     

论我国民事上诉审的审理范围

一、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上诉审理正在逐步摆脱“全面审查原则”的禁锢，向尊重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方向发展。但现行民诉法与有关司法解释的不协调及其存在的问题仍十分突出，给实务操作带来诸多不便并制约着程序功能的发挥。笔者认为，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用“审查”一词存在逻辑错误。我国法律对二审法院审理范围的界定使用了“审查”一词，其词义是“检查核对是否正确、妥当”。它并没有通过检查核对进而做出裁判的意思。从这一意义上说，法院根本不可能只对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查”，而对当事…     

等同原则的适用及限制——以规制专利权滥用为视角

加强对等同原则在适用中的限制、明确统一的判定标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将“整体比较”原则和“逐一要素比较”原则综合起来对案例加以判定；二是对于发明点的技术特征不宜适用等同原则；三是禁止反悔和自由公知技术原则应纳入到等同原则的适用条件中，而不能仅仅作为抗辨原则；四是建立统一的上诉法院，制定统一的等同原则适用标准。     

对证据不足的案件二审法院能否直接作出无罪判决

汪某系国家工作人员，因贪污公款 7万元而被逮捕，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一审法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判处汪某有期徒刑 7年，汪某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一审法院重新组成合议庭，仍然判处汪某有期徒刑 7年，汪某不服再次上诉，二审法院再次发还，如此三次仍无终审判决。汪某继续关押。 　　本案涉及的问题：当上下两级法院对证据认识不一致时，二审法院可否直接改判汪某“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简称证据不足无罪判决 )。一个问题两种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不能…     

检察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构造

行政诉讼法之所以允许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赋予了检察机关以诉的形式实行法律监督的职能内涵，意在构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法律监督机制。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都镶嵌并运行在行政诉讼之中，它们依托于法院判决，也不可能具有超越法院判决的监督能力。检察机关应当采用与法院相同的合法性审查。严控检察建议尺度，与司法审查一样，不代行行政裁量。对行政机关履职状况的后评估，应当以能否获得法院判决支持为判断标准。     

执行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几个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审判被告人或者他的法定代理人、辩护人、近亲属上诉的案件,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或者自诉人提出上诉的,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的这条规定,就是我们平常说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个原则说明,被告人一方上诉的案件,二审法院即便认为原判量刑畸轻,也不能改判加重刑罚。立法的意图在于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利,解除被告人一方因怕上诉加重刑罚而不敢上诉的顾虑。同时,这也加重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责任,从诉讼程序制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