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建议再修民诉法

“执行难、申诉难”，仍然是今年全国两会中的高频词，在“两高”报告中也分别提到。更多的人寄希望于4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但是在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看来，破解执行难，必须明确检察机关在民事执行中的监督权，以及对执行裁定的抗诉权。然而，这些并未写入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     

浅谈民事案件“执行难”的成因及主要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和法官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质量有了较大提升，“裁判不公”已不再是人们茶余饭后谈论的主要话题，而民事案件的“执行难”问题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量的执行案件日积月累，不断增多，给“公正司法”和“规范执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虽然全国各级法院都采取了各种应变措施。但终究只是些权宜之计，并未从源头上遏制住执行案件急剧增长的势头。现在“执行难”问题已成为损害“公正与效率”的一大社会顽症。党的十六大把“执行难”问题提到全国人民面前，不少代表一致呼吁大力解决“执行难”，并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认为造成“执行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没有一部统一的民事执行法，     

汪精卫当过国民党中央主席吗?

近年的一些出版物,提到汪精卫的职务时,说他曾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众所周知,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为总理。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专设“总理”一章,规定“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孙先生为总理”。“总理为全国代表大会之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主席”。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即是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这时的汪精卫仅为中央     

细节→系统→创新——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实

“少讲执行难、多想怎么办”是五华区人民法院近两年的一大工作理念，也是今天全国法院学习“五华经验”的内核。从2006年的“公告惩赖执行”，到2007年“建立执行联动机制”；从2008年推出“财产申报”、“执行悬赏”，“市民体验”、“代表委员监督执行”等举措，到今年与“110”联动，措施与细节环环相扣，一套规规矩矩的执行操作系统争取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理解和支持。     

试论当前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首要对策

“执行难”已成为制约整个国家司法活动的“瓶颈”,目前执行难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被执行财产难动,攻克这“四难”迫切要求执行机关在“人”的问题上取得突破,为此,文章有的放矢地深入论述了如何提高执行人员的敬业精神、法律业务知识、执行方式方法,以求有力化解“执行难”。     

执行到底

过去十年，“执行”可能是中国最常用的管理词汇之一，无论是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社会组织领导者，谈到战略规划和任务的实施时，一定会再三强调“执行”。企业家认为“没有执行，一切都是空谈”，官员认为“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执行”为何如此重要？什么是“执行”？究竟如何做才能打造高效的执行体系昵？     

分段作业北京法官力克“执行难”

执行难，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和难点。2007年12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执行工作中率先推出“分段流程管理机制”。从这一天起，旧有的一个法官“包案到底”的执行模式被完全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由“案件启动”、“财产查找查封”、“财产变现”、“综合结案”四个办案小组串成的一条执行“流水线”。自此，执行法官不再对个案全程负责，而是相对固定地专门完成执行案件的某一阶段任务。     

政策空间、组织资源与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差异化策略——基于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

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分析单一任务情境下政府政策执行策略的历时性变化,对多任务与任务共时性情境下的执行策略差异关注不足。从政策空间与组织资源两个维度出发,本文划分了多任务共时性情境中基层政府政策执行的四种策略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策略下的动员式执行、“按部就班”策略下的程序式执行、“重点突破”策略下的应急式执行和“抓小放大”策略下的选择式执行。对S省A镇四个案例的比较研究发现,差异化策略折射出执行主体的多重行动逻辑：基层政府通常依据“政策空间”大小与“组织资源”多少,在“凸显政绩”“不出事”“应对检查”以及“响应要求”之间作出理性选择,继而巧妙、创造性地落实各项工作,实现自身治理能力与基层风险防范之间的平衡。     

法院执行难的表现及对策

一、“执行难”的主要表现中央有关文件将“执行难”概括为四句话,即:“被执行人难找,执行财产难寻,协助执行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被执行人难找”是指,在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故意躲避人民法院的传唤,有的拒绝接受人民法院的执行通知书;有的举家迁移,长期下落不明。公司、企业拒绝执行甚至以强力阻碍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进入执行现场。     

广东执行改革力推“佛山模式”

今年4月，佛山市委成立“执行工作领导小组”，小组由市委副书记挂帅，旗下整合22个部门，并通过“执行指挥中心”这一平台，把党委对执行工作的领导常态化、制度化、实体化。这一改革模式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首创，改革力度也远超过以往的执行工作改革。广东高级法院高度认可这一改革，认为其与执行改革的“成都模式”“绍兴模式”等可相并列，称其为“佛山模式”。     

物理场论对哲学思考的提示

哲学思考从物理学的"场”和"场论”得到如下提示将"相互作用及其连续性”的观点引入哲学领域,并进行全面的拓展与全面的深化;以"非实体主义”的基本理论为参照系,为众多的哲学问题求索新的答案;以"非决定论”的基本理论为参照系,引导相关的哲学问题寻找新的回应;"非决定论”与"非实体主义”结伴而行;"场”和"系统”这对范畴、"相互作用”的两套理论模式,可分可合、相互补充;与"物理场”相似,"哲学场”中相互作用的多方相对相关、互渗互补;摹拟理论物理学的"大统一场论”,建构包含古今中外多种哲学体系之间和流派之间相互作用的"哲学理论场的场论”.     

浅析魏晋玄学中所体现的法律思想

魏晋玄学在发展上大体经历了"名教本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名教即自然"三个阶段,从这样一种发展历程上就可以看出,魏晋玄学最终极的目的乃是旨在解决"名教"和"自然"之间的矛盾,把两者予以调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可以说始终有着一条"名教"的主线,魏晋玄学与其说是对"名教"进行批判,倒不如说是为"名教"寻找"自然"的依据,这尤其体现在玄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自然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三个方面。     

新发展阶段城镇文化空间塑造:政策变迁、复合层次及集成路径北大核心SSC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文化空间经历了从“忽视”“发现”“重视”到“塑造”的政策变迁历程。基于城镇文化空间塑造,实现以城镇“文化共同体”构建城镇“生活共同体”,是新发展阶段城镇文化空间塑造的重要目标和实践进路。本质上,城镇化是特定城镇界面上关于“美好生活主体”的历史记忆重构和活动空间塑造的实践过程,城镇文化空间的想象、嵌入和塑造是城镇化的基本维度,是价值理性和技术理性的统一。目前,城镇文化空间所遭遇的“交换价值”生产优于“使用价值”生产的市场逻辑、“经济增长”先于“文化提升”的内在偏好以及“城市发展的内在张力就是空间资本化”的叠加危机,已经成为城镇文化空间塑造亟须破解的难题。通过建构城镇文化空间塑造的整体框架,重新审视城镇文化空间的属性、功能与维度,重塑城镇文化空间理念及其实践路径,必将为有效激活城镇文化资源和建设城镇“生活共同体”提供文化支撑。     

“意识形态悬浮”问题的现代性归因与消解北大核心SSCI

“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之重器,但目前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对意识形态认知的碎片化、对意识形态价值认同的淡漠化、对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方面的简单化等“意识形态悬浮”的问题。意识形态悬浮和“现代性”这一时代的精神状况有关,现代性之下的“庸常大众”并不倾向于对意识形态知识的整体认知,现代性之下的“异化思潮”阻却了对意识形态的绝对认信和践行,现代性的“技术”则助长了规训式的或放纵式的宣传教育方式。由于我们不能克服现代性这一时代境况,因此就必须在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之内,在受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开展关于意识形态知识的“模块化叙事”与“具象化表达”,以点带面地促进对意识形态知识的认知;要对社会之中的各种思潮进行诊断,兼具“包容性态度”与“坚定性立场”,通过意识形态基于自信的包容和适当严格的治理方式促成自愿认信和集体行动;更要利用现代技术,兼顾“高效多元”的宣教渠道和“以人为本”的宣教立场,让意识形态深入人心。     

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视野下的“思想谘商”探析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必然导向,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具体路径也是多种多样的,"思想谘商"是以对话为根本路径,以思想问题为对象,以"解惑、去苦"为旨向的一种思想关怀、心灵关怀。思想谘商过程中运用的方法有"FITT"、"PEACE"、"LEARN"等。     

以四川省为例论情报导侦视野下一标三实的应用

"一标三实"信息作为一种情报信息能够引导侦查工作。"警务综合应用平台""一标三实"专栏和案件专栏联系密切,公安网信息栏目表明各地应用这类情报信息较为广泛。实地调查发现:四川省各地公安侦查部门的侦查工作在以情报信息导侦为切入点,"一标三实"具有"点""面""圈"的相互结合、贴合实际、真实可靠、引导刑事侦查的特点,"一标三实"信息在作为情报信息服务侦查实战方面与刑事侦查的联系特别紧密。但存在群众基础差,工作机制不完善,信息采集、录入质量不高,一标三实信息研判滞后,信息共享受限等问题。完善"一标三实"信息在侦查中的应用,需要坚持依靠群众的工作原则,也需要完善工作机制、搭建网络化工作平台、加强信息化建设、转变工作观念和方法。     

公安情报工作的两个基本环节:“收集”与“搜集”

"收集"和"搜集"都有聚集的意思,但这两个词义侧重的方面不同。公安情报工作中的"收集"环节是公安信息积累的过程,贯穿于整个公安情报工作,具有持续性、系统性、稳定性等特点;"搜集"环节是公安信息使用的过程,是以情报分析为导向的按需搜集,其行为更具目的性。根据公安机关的职能与使命,以及信息主导警务模式和情报主导警务模式的工作流程,本文总结公安情报工作"收集"环节和"搜集"环节的特点,研究和确定收集和搜集的主要方式、内容和范围。在此基础上,建立稳定且广泛的收集和搜集渠道,确定收集和搜集的原则。     

“开门接访”必须防止和克服五个误论

“公安机关开门大接访”是公安部的重大决策，深得民意，成效显著。但在工作过程中必须防止和克服五个误区，即防止和克服“应付论”思想、“畏难论”思想、“部门论”思想、“轻防论”思想和“冲突论”思想，坚持查防并举、标本兼治，把“人人受到局长接待、件件得到依法处理”的总目标落到实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学习教育重要论述的三重逻辑北大核心SSCI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史学习教育,围绕“为何学习”“学习什么”“怎么学习”党的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历史、现实与党的自我发展维度明确了新时代党史学习教育的基本依据,从“一个核心问题”“两条逻辑线索”“三个重要内容”“四个有机统一”层面规定了党史学习教育的主要内容,从坚持正确方向、树立大历史观、运用辩证思维等方面为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方法论遵循。     

文以载吾道:唐文标的“寻根”与伦理重建

本文通过梳理唐文标在20世纪60至80年代的思想路径,试图揭开唐文标在两岸文学、文化史上被遮蔽的先锋作用。从1960年代的“寻根”“回归现实”,到1970年代的“文以载道”“重建桃花源”,再到1980年代的“集体救赎”“伦理重建”,唐文标始终是台湾文学与现代文化敏锐的研究者和坚定的实践者。通过重新认识唐文标,我们得以重估保钓的精神遗产,重新认识台湾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中走过的歧路和迄今悬而未决的问题。唐文标晚年从台湾民变史和中国戏剧史中看到建立适应时代的伦理秩序和文化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实际是尝试从中华文明史的角度提出人的困境的解方。他一生的创作,正是实践自己“道”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