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形势下惩处行贿犯罪的路径选择

行贿犯罪危害严重,应依法予以严惩,但目前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具有明显的宽缓特征,这不利于对贿赂犯罪的遏制.为此,应当进一步加大行贿犯罪打击力度,注重对行贿人的财产罚,增设行贿犯罪违法所得追缴制度与罚金刑,建立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对接机制,以切实有效措施惩处行贿犯罪.     

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治理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数量呈现增长势头,形势较为严峻,并且这类犯罪中以利益交换为基础的贿赂型腐败犯罪尤为突出。实践表明,这类犯罪除了造成较为直观的经济损失之外,还将直接动摇社会的诚信基石,助长"潜规则"滋生蔓延,增加交易成本,传递"负能量"。因此,必须对当前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选择性司法、多头执法、"两法衔接"、量刑失衡衍生"低成本高回报",以及案件发现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进行全面检视,进而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用好刑事司法裁量权、恪守刑法谦抑精神、大力开发刑罚替代措施,以及增加"企业预防腐败犯罪"的酌定量刑情节等举措,实现民营企业家腐败犯罪刑事司法公正化。     

论行贿犯罪惩治不力的原因和对策

我国目前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远远低于惩治受贿犯罪,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对行贿犯罪危害性认识不够、对行贿犯罪采取从宽处理的刑事政策、"谋取不正当利益"构成要件造成行贿犯罪认定难、检察机关侦查措施和手段不足等。对此,应当提高对行贿犯罪社会危害严重性和惩治行贿犯罪重要性的认识、完善刑法的有关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形成防治行贿犯罪的合力,以加大惩治行贿犯罪的力度。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犯罪行为刑事立法问题评析

性贿赂与性受贿腐败问题乃当前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性贿赂等腐败犯罪现象是否用刑法加以制裁以及如何制裁是当前刑事司法界颇具争议的问题。性行贿与性受贿往往引发极其严重的腐败犯罪,致使国家蒙受极大的经济损失。遏制腐败犯罪现象的蔓延,必须有效打击性贿赂犯罪。我国应尽早研究刑事立法对策。     

关于行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行贿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研究对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有重要意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非法提供的帮助或方便；行贿行为有典型行贿和经济行贿，构成犯罪均需达到一定数额或情节严重；行贿的内容应从财物发展为财物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超大型城市检察机关毒品犯罪治理路径的探索与实践

国际毒品犯罪形势加大了我国毒品犯罪防控压力,也对我国毒品犯罪的种类、形式、手段、分布产生影响。超大城市毒品犯罪整体下降,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为主,新精神活性物质等新型毒品占比增加,中心城区毒品犯罪案件占比相对校多,但存在总体数量减少和向郊区转移的趋势。检察机关参与毒品犯罪治理面临从传统的依托刑事检察职能的“打击”逐渐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治理”和从打击供应为重点向打击供应和需求干预并重的两个方面转变。从“供给侧”治理毒品犯罪面临国际毒品犯罪激增压力和依法严厉惩治毒品犯罪“边际效应递减”困境;基于毒品刑事犯罪案件办理面临新毒品种类增多和贩毒方式转变所带来的查处难、取证难等挑战;从“需求侧”探索毒品犯罪治理路径面临更重任务。应借助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建立对毒品犯罪的全链条打击模式;依法严厉惩处毒品犯罪同时,从“需求侧”开展毒品犯罪治理;加大对新型毒品犯罪和利用网络实施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加大对毒品替代物质的监管力度,建立涉毒品犯罪信息共享平台。     

我国预防极端主义犯罪的刑法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极端主义犯罪，与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并列规定，顺应了我国反恐的现实需要、呈现出刑法早期化介入趋向、回应了当下社会治理对安全价值的诉求。为进一步表明我国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立场，一方面刑事立法应当明确界定“极端主义”的概念，秉承“适度犯罪化”理念以恪守积极预防的边界；另一方面应当加强刑事司法合作，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极端主义犯罪的国际合作水平。     

行贿犯罪刑罚裁量情况调查与法律适用研究

在行贿犯罪特别减免条款与自首交织时,应当以独立适用《刑法》第390条第2款为原则;必须严格把握"被追诉前"的时间范围,将之界定为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行贿犯罪案件之前。在对行贿人是否适用缓刑的考量标准体系中,犯罪情节是依据,悔罪表现是参考。司法机关应当在侦查、起诉、审判环节重点关注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调查、分析与认定,加强对行贿所得不正当利益的规范化处理,依法予以追缴或者责令行贿人退赔。     

刑事审判中的“犯罪控制场”之提倡--兼由闭合性控制模式向参与性控制模式过渡

犯罪控制涵摄了理论犯罪学（社会控制）与实践刑法学（刑事控制）的双重意义。刑事审判中有重新犯罪问题考验闭合性刑事控制模式、国家与社会“双本位”下犯罪控制模式的嬗变、“场”论在刑事审判中的新尝试三种“犯罪控制场”的价值维度。刑事审判中“犯罪控制场”的运行模式构建应包括：以犯罪控制“两论”挈带刑事审判全过程、兼任法律宣谕者、教育者和申诫者的能动法官、刑事审判中多元主体的开放型参与、刑事审判对犯罪社会控制方法的移植与借鉴。“犯罪控制场”着重的是更新控制理念、调动各方资源、利用有效机制,将庭审中犯罪控制的效果达到最大化。     

论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

惩治环境犯罪之目的包括惩罚犯罪行为人、保护被害人利益及生态环境.传统刑事司法仅注重对环境犯罪行为人之惩罚,而忽略对损害结果之治理,不利于惩治环境犯罪目的之实现.恢复性司法强调对犯罪结果的恢复,注重对被害人及生态环境所遭受的损害进行修复,以实现“犯罪行为人受到惩罚”“被害人得到救济”“生态环境得以修复”之目标.将恢复性司法引入环境犯罪领域,其适用基础包括符合生态伦理之本质,契合惩治环境犯罪之目的,注重环境刑事司法效能,顺应刑罚轻刑化趋势;适用困境包括环境罚金刑作用发挥有限,新型责任方式理论证成性不足,配套机制相对薄弱等;适用完善包括完善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立法规范,统一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形式,设置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司法程序,健全恢复性司法在环境犯罪中的配套制度.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从《刑法修正案(九)》及司法解释看行贿犯罪的困境、惩处与预防

反腐肃贪的大背景下,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九)》及《贪污贿赂司法解释》对行贿犯罪的惩处力度加强。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刑事理念、证据制度、社会心理因素等影响,重打击受贿而轻行贿,行贿犯罪立法从严而实践依然可能偏轻的现象短时期内无法转变,如何落实行贿犯罪的从严惩处仍是现阶段的重大课题。对此,在借鉴污点证人制度、"零容忍"原则等基础上,其一,要理性解读"重受贿轻行贿"的刑事理念;其二,要明确"贿赂"的界定范围和"不正当利益"的判定标准;其三,建立行贿犯罪的特殊证据规则与惩处机制;其四,建立行贿犯罪的预防机制。     

吉林省贪污贿赂犯罪实证考察与司法治理方式之完善(2013—2015)

所谓司法治理方式,指的是司法系统在针对特定犯罪采取刑事制裁措施过程中在打击策略、打击重点、打击强度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方法。当前吉林省司法机关采用的司法治理方式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些许缺陷与不足。在打击策略上应进一步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协调,合理配置司法资源,避免给民众留下选择性司法的不良观感;在打击重点上要加强对行贿犯罪的惩处,进一步改变"重受贿、轻行贿"的现象;合理配置资格刑,加强对商业贿赂行为的管控,同时加强对骗取型贪污行为的处罚力度,与诈骗罪相对比实现法律条文的内在协调。     

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治理的立场：一种经济学的分析进路

食品安全犯罪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棘手问题。在刑事领域而言，应对其采取多元化治理的基本立场，在立法上坚持严而不厉的惩罚策略，构建严密的食品安全刑事法网，实现刑罚的轻缓化，符合刑罚的成本-收益考量；应保证案件移送衔接顺畅，协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现食品安全犯罪的一体化治理，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考量；应建设企业合规体系，完善企业内部运行结构，增强食品经营企业防范刑事风险的能力，符合双方利益平衡的博弈目标。     

宽严相济的行贿罪刑事政策探析

我国刑法行贿罪刑事政策,从1979年刑法至《行贿司法解释》是有利于打击受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颁布之后的司法实践是从严从重打击行贿犯罪；《行贿司法解释》追求宽严相济.确定行贿罪刑事政策需要考虑的四个因素:重视口供是行受贿犯罪的特点,要“查清”行受贿行为,追究行受贿刑事责任的侧重点是受贿行为,应利用行为人的利益考量心理.行贿罪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一要结合从严从重与有利于打击,二要从弹性司法转变为刚性司法.     

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对民企进行刑事司法保护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当前,只有及时对民营企业刑事司法保护政策的正当性予以阐释和回应,并将其融入刑事法律制度予以法治化,才能令其从根本上得到社会认同,进而稳定预期、树立信心。对民企的刑事司法保护可以通过刑事诉讼中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得以实现。认罪认罚是对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从宽保护的正当基础,合规是企业认罪认罚的高级形式。企业合规为民企刑事司法保护的正当性提供了制度回应：合规不仅有利于预防犯罪,而且有利于调查和惩罚犯罪;以合规为核心的企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有利于企业改过自新、合规经营,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     

刑事和解实例研究

刑事和解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类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权力的运用问题.如果刑事和解权力被滥用,则容易滋生腐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严重影响政府公信力和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为了防微杜渐,要从法律制约、程序规范、人员素质、内部自纠、互相监督等五个方面,构筑制度“牢笼”,将权力关到“笼子”里去,从而严防刑事和解权力的滥用.     

“受贿行贿一起查”视野下行贿罪的立法完善——《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对贿赂犯罪的修改述评

十八大以来,贪污贿赂犯罪已作二次重大修改。《刑法修正案(十二)》(草案)仍沿袭加重行贿罪刑罚的立法思路,这种立法思路虽然克服了对行贿罪量刑偏轻的问题,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行贿犯罪打击不力的问题。立法机关要实现“受贿行贿一起查”刑事政策,必须转变立法思路,从提高行贿罪的法定刑转向行贿犯罪构成要件的修改上来,即废除所有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主观要件,同时废除行贿罪中的特殊减免处罚情节,并进一步完善行贿罪从重处罚情节。     

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研究

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犯罪依然频发,为了有效遏制腐败犯罪,需要对当前反腐败刑事政策进行研究。文章在梳理我国腐败犯罪现状基础上,结合反腐败犯罪刑事政策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遏制腐败犯罪的建议。同时提出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系要坚持法治化和科学化并进,要和我国依法治国的大局相一致。具体来说,必须做到宽严相济、坚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行贿受贿一起抓"的策略。     

论犯罪概念的功能区分——立足于刑事一体化之学科建设的考察

本文对将犯罪的概念区分为“立法概念”和“司法概念”的说法进行了回应和评述 ,主张将犯罪概念区分为“事实犯罪”和“法定犯罪”,并且具体论证了这种区分的功能和意义。最后 ,文章立足于刑事一体化的学科建设和刑法学学科内部的职能分工 ,探讨了刑事立法学和刑法适用解释学的研究对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