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迁精神:知识分子践行爱国之志的宏伟史诗

<正>20世纪50年代,为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调整新中国工业建设布局、高等教育布局,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科研院所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西迁号召,投入大西北建设的时代洪流。1956年7月,交通大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彭康率领首批师生从上海远赴西安,到1959年迁至西安的交通大学主体定名为西安交通大学,交大西迁历时4年,迁校总人数达1.5万余人。从黄埔江畔到渭水之滨,     

西迁精神研究述评

自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西安交通大学围绕西迁精神发表重要讲话,尤其是2021年9月西迁精神被中宣部首次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后,西迁精神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后,学界围绕西迁精神的形成机制、内涵、传承路径、时代价值研究等主题,展开了广泛探讨和深入研究,涌现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对现有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西迁精神研究目前仍然存在研究力量相对薄弱、重量级研究成果缺乏,宣传应用性研究较多、学术性研究较少,研究主题较为宏观、缺乏系统性专题化的联动主题支持等不足,需要今后研究中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下功夫,以推动西迁精神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弘扬“西迁精神” 厚植家国情怀

正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历程和辉煌成就展,勉励广大师生继续弘扬好"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时代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杰出贡献。20世纪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的号召,从上海迁至西安。60多年来,交大人以战天斗地的豪情壮志,通过数十年的筚路蓝缕、几代     

传承西迁精神 矢志爱国奋斗

<正>20世纪50年代，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厂矿企业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关于西迁的决定，义无反顾投身西部建设。在一代代西迁人扎根黄土地、建设大西北的伟大实践中，熔铸形成了坚毅厚重、璀璨耀眼的西迁精神。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考察时指出：“‘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把握西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从中汲取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以教育之强夯实国家富强之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劲动能。     

弘扬“西迁精神”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正>初冬时节，西安交通大学梧桐大道，金黄的树叶翩然而落。一株株高大挺拔的梧桐树，正是60多年前交大西迁时自南方运来栽下的。当年手腕粗的小树苗，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上世纪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上海迁至西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不远处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内，2000余件展品、图片，正是那段历史的见证。2017年12月，     

解读“西迁精神”的“时代密码”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西安交通大学勉励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发扬"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把"西迁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64年前,为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事业发展,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家战略布局和西部工业发展需要出发,作出将交通大学内迁至西安的决定。64年来,西安交大犹如一座知识的丰碑,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熠熠生辉。如今,仍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     

艰苦的历程 辉煌的岁月——浙江大学西迁湄潭办学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救亡图存，保存民族文化实力，浙江大学在校长竺可桢的带领下举校西迁，开始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办学历程。这段办学历史，1986年被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赞誉为“文军长征”。     

湄潭浙大西迁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保存了文化精英,遵义、湄潭成就了“东方剑桥”。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月杭州告急,国立浙江大学开始西迁。随着战火的蔓延,浙大师生怀着愤激的心情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一迁浙江西天目和建德,     

创新是锡伯民族“西迁精神”的灵魂

249年来锡伯民族之所以能够完成西迁历史壮举,创造出人间奇迹,是因为锡伯民族始终保持与时俱进、创先赶超的精神状态,始终弘扬创新的西迁精神,可以说,创新是锡伯民族"西迁精神"的灵魂。     

西迁:报国的光荣与梦想

西北秦腔,吴侬软语。天南地北的两种乡音,在这里交融。漫步于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的校园,在路边长椅上,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们正在操着一口纯正的上海话交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迁人”。“西”,在中国历史上,从古至今都带有开拓的意味。老子西出函谷关,张骞出使西域,征途漫漫,路在脚下。     

章开沅的重庆漂流

正原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1926年生于安徽芜湖。抗日战争时期,他逃难来到重庆,在江津生活五年之久。这里不仅有他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还有他传奇的人生经历和耐人寻味的故事。西迁飘零多变故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不到半年时间,上海、南京等相继沦陷,安徽也受到战争威胁。章氏大家庭决定分两拨迁往大后方,正在芜湖萃文中学上初一的章开沅只得辍学,随父母西     

西迁精神耀青史——交通大学西迁始末

正20世纪50年代的交通大学西迁是党中央根据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作出的重要决策,但随着时势的变化,围绕西迁方案产生了激烈论争,最终在周总理的悉心关怀和各方努力下,西迁工作圆满完成。而扎根西部的交大人,铸造出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贯彻执行中央决策交通大学实施内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蒋在1954年12月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我国东南沿海局势骤然紧张。此时,国内首个"五年计划"处于实施阶段。党中央、     

听党指挥跟党走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统筹部署、一体推进，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赋予的新使命，是高等教育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必须回答好的时代命题。作为孕育了“听党指挥跟党走”的西迁精神的知名学府，西安交通大学更应在服务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中把握战略定位、谋划发展方向、服务国家需求、勇担时代使命，书写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实践新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弘扬党的革命精神 创造我们这代人的历史功绩

正"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 2020年4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到西安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高度概括凝炼了"西迁精神"内涵的核心和精髓,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代人     

弥足珍贵的抗战文物

我们在编写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推荐材料过程中,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对被列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的浙江大学湄潭旧址、桐梓天门河水电厂和镇远和平村旧址进行了实地考察,并翻阅了大量历史文献,深深感到,这些富含教育意义和纪念意义的抗战文物,保存至今,弥足珍贵。 浙江大学湄潭旧址 浙江大学湄潭旧址,位于遵义市湄潭县湄江镇皂角巷东侧,原为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县文庙。 1937年秋,抗日战争爆发,浙大被迫西迁。700多名师生,在校长竺可桢率领下,先后在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青岩等地辗转迁徙,流亡办     

以西迁精神为引领实现察布查尔县科学跨越

28年前锡伯族的西迁历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西迁精神”以其“忠诚、英勇、开放、包容、创新、勤劳”的精神实质激励着祖国西北边陲伊犁河南岸的各族群众,不断实现建设美好家园的梦想,“西迁精神”的内涵恰恰与科学发展观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精神内涵有着相同之处,用精神的力量鼓舞、引领和指导察布查尔县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再创人间奇迹.     

冯玉祥重庆两戏蒋介石

<正>1938年,冯玉祥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非常复杂。蒋介石既欣赏冯玉祥的军事才能,又对冯玉祥联共抗日的主张非常不满。于是对冯玉祥既利用又排挤。而冯玉     

人事动态

正人事任免中央:焦红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副局长童道驰任商务部部长助理刘玉珠任文化部部长助理赵晓光、范小毛任国家信访局副局长邢小江任国家邮政局副局长许士平、胡旺林任国家档案局副局长荆惠民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王树国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地方:陆俊华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曹广晶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唐仁健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白念法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廖慧任开磷集团董事、总经理张翊皓任仁怀市委书记(来源:当代先锋网)     

周恩来的红岩岁月(三)

正从1938年12月中旬,周恩来在抗战烽火中辗转西迁,来到重庆组建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庐红岩,一直到1946年5月离开重庆,东迁南京,周恩来在红岩战斗、工作、生活了8年。对于周恩来而言,红岩,是他殚精竭虑为团结谈判而奔走呼号的地方;红岩,是他不避艰险在风雨如磐的环境中不懈奋斗的地方;红岩,是他与邓颖     

抗战时期贵州报业概观

从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在这八年半的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战争形势不得已而西迁重庆，一大批经济实体和文化单位也因战事西迁至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对当时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地处偏远的贵州作为四川、重庆至云南的中间站，人口的迁移、时局的变动反而为其新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次难得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