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纪检情

参加工作29年来，我当过知青，任过生产队长；当了干部．任过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当了警察，担任了政工科副科长、监察室主任，现任局纪委书记。近三年来，我因工作业绩突出，连续两年被遂宁市公安局评为优秀民警，两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作为公安战线上的纪检干部，我有说不尽，道不完的酸甜苦辣。这里，仅撷取我工作中几朵小小浪花，奉献给关心、支持、爱护公安纪检工作的人们及读者，我要告诉人们：我们纪检干部同样是有情有义的。     

深情怀念敬爱的首长、严师

20世纪的中国，风云际会，英杰辈出，惠浴宇同志该是榜上有名的。从1939年1月，我认识惠老起，到1989年7月惠老逝世，相识相交50年。其中战争年代的11年里，我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惠老在我参加革命的最初几年中，对我起着重要的启蒙、引路作用，对我的学习、工作、锻炼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回首往昔，他是我最敬爱的首长和严师。     

心系温泉这方热土

我叫殷玉敏，今年42岁。从2001年8月开始，我就一直在温县温泉镇政府工作。历任副镇长、党委副书记、镇长、党委书记。12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深切体验了乡镇干部的艰辛。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市委统战部和组织部

“文革”结束后，我于1977年5月恢复了工作，先是到中医学院主持党政工作，一年后奉调回上海市委统战部，然后再回组织部，回归数十年来这是我主要从事的工作，直到离休。“文革”10年，浪费了宝贵的光阴，党和国家的损失无法计算，教训深刻。当时流行一句箴言：“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我身体力行。我参与的主要工作，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拨乱反正，推进平反冤假错案，正确处理一系列问题。     

我对北京党的组织工作的回忆

我19岁参加革命，除新中国成立前后那几年、到基层任支部书记5年和“文革”期间被下放劳动外．我48年的工作生涯中有30多年都是在组织系统，可以说我对北京组织工作感情很深，也颇有感慨。下面结合我自身经历，谈一谈我所了解的北京组织工作历史。     

评刊用刊

黑龙江某预备役高炮师蒋运学来信： 2008年至今的每一期杂志都在我的书柜中。我随手便可翻看这些杂志。它们像战友伴随我的生活，像老师指导我的工作，更像一位挚友见证了我在军营的成长历程。三年来，《军队党的生活》已经成为我师官兵的良师益友。通过它，我们学习党务工作常识、交流工作思想、查找工作不足、提高抓党建工作的能力。     

虚荣心把我拉向深渊——一个犯罪党员的自白

我叫王义富，1961年生人，中共党员，曾是某金融公司信托业务部干部，因挪用公款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了市供销总社工作。1986年12月，我调到了某金融公司工作。刚开始做的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所以做起事情来特别努力。     

兵团党校的选址和初创

1975年，我到昌吉州委组织部工作，在昌吉的十年工作中，我体会到事业要有人接班，思想也要人接班。1983年我回到兵团，选择了创办兵团党校这个工作，也是基于这种想法。     

临汾市原副市长周杰忏悔：“对于送来的钱财，我也曾有过拒绝，但没能坚持到底”

我是1962年5月生，2006年担任山西省临汾市政府副市长。在临汾市工作期间，负责协助市长分管工业、交通、安全、民营经济等工作，2008年9月被免职。在此期间，我犯了严重错误，触犯了党纪国法。     

我对北京外事工作的一些回忆

一、“文革”期间的外事工作 1，来到北京从事外事工作我来北京之前是河北省委秘书长、河北省委统战部长兼天津市委统战部长，1965年，我被调到外交部．在外交学院学习了一年。1966年“文革”开始了，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到外交学会，当时在搞大鸣大放，搞了个把月。那时候郭影秋调到北京市委工作，组织上准备调我去人民大学代替他的工作去搞工作组。我当时不太想去。正好那时候毛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时．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于是我就要求不去人民大学搞工作组了。经市委同意，就没有去人民大学。     

合同期满劳动关系终止，员工到底有无经济补偿金？

编辑同志：你好! 我于2007年5月1日通过应聘进入一家私营企业，担任办公室文秘工作。当时企业与我签订了3年期的劳动合同，合同约定我每月工资2000元。2010年5月合同期满后，企业不再与我续签劳动合同，说合同期满劳动关系已经终止，让我另寻其他工作。但我认为我在单位工作了3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单位应当给予我补偿。请问，像我这种情况有权要求单位支付经济补偿金吗？     

在党校工作是一种光荣

我自1975年来党校工作，至今已有24年了。这24年是我人生中精力充沛、富有激情的一段时光。因此可以说，我是把一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奉献给了党校。今天在党校建校扣周年之际，我就自己亲历的党校24年的发展变化谈谈心里话，借此表达自己对党校的美好祝愿。初来党校工作时，校领导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珍惜在党校工作这个机会，慢慢你会体会到，在党校工作是一种光荣。”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得，并在24年的工作中，也确实领悟到了这种光荣感。我所领悟到的光荣感主要有这样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在党校重建的最困难时期，我和大家一起发扬艰…     

我与《求贤》的难舍情怀

我与《求贤》杂志有着深厚的感情。1987年我调到市人事局任免教育处工作，恰逢《求贤》杂志的前身——《天津行政管理通讯》编辑部设在任免教育处。当时，任免教育人员很少，所以，处里的同志都参加组稿、改稿、校对等工作。1994年下半年至1996年，我调到中国北方人才市场工作．但仍结合人才服务工作为刊物撰写一些稿件。     

“我愿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为群众服好务”

汤群芳有句“名言”流传很广：“只要有一口气，就要为百姓工作到底!”如今，正在恢复期的汤群芳对工作依然怀有一颗赤诚之心：“以前，我常说，我热爱我的工作，我愿意做我的工作，我适合做我的工作，我能够胜任我的工作，我可以把我的工作做好。现在，我还是这样想。半年后，等身体恢复了，我愿意回到工作岗位上，继续为群众服好务！”     

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

我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二十四年□李雪峰一年前，敬爱的小平同志不幸去世了，我心中感到非常难过。一年来，每当想起与他一起战斗、工作的情景，总是感到非常激动。我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与他一起工作、相处前后约２４年。前一段是从１９３８年到１９４９年，后一段...     

第二篇“老青年”话语 做跨世纪的新一代

大事多、新事多、好事多的１９９９年，迎来了“五四”运动８０周年，倍感喜上加喜。在纪念这个光辉的青年节日的时候，我向全省各界青年朋友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说起来，我与青年是有缘分的。我参加革命工作伊始就做青年工作，那时正值战争的艰苦年代。１９４７年党派我从西柏坡奔赴东北解放区，我又在一个新天地里同青年们工作、学习、生活在一起。１０多年后，我才调转做党务工作。事情就是那么巧合，１９９０年，在我快要离休的时候，党又安排我做关心下一代工作，再次回到青年中间。可以说，我是从青年中来，又回到青年中去。同青年朋…     

贺龙纠正国防工业“大跃进”歪风

1954年6月，贺龙当选为中央军委副主席。1959年12月，贺龙又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1960年1月，在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事业单位负责十部的会议上，贺龙郑重地申明：“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我管国防工业，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实事求是》杂志的创刊是自治区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研究工作的一个亮点

我是1960年9月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毕业分配来新疆党校工作的，至今近50年。我两度在《实事求是》编辑部6年多的工作经历，培养和提高了我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提高了我的理论水平，也使我体会到，办好校刊，不仅对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十分重要，而且对办好党校、培养和造就一支党的理论队伍也会起到重要作用。     

让友善家风世代相传

我的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单身在外地工作，直到1990年离休后才回津与家人团聚。后来我才知道，上世纪50年代邮电系统选派干部支援困难县工作时，父亲主动要求替他人到外地工作。从此辗转数年，调转河北省五县。父亲给我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1960年的困难时期，父亲每隔几个月回来时，都会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山芋干、高粱米分给住在大杂院的每家一份，哪怕是仅有小半碗。     

难忘的岁月

我从１９８２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纪委，至今已经在纪检战线工作了整整２１年了。回想２１年的历程，我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从一个热情有余而对纪检工作知之甚少的年轻干事到对纪检工作比较熟悉，并担任一定职务的领导干部，可以说，是纪检机关和纪检工作造就了我，自己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纪委领导对我的培养教育，离不开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也离不开纪检工作本身对我的约束和鞭策。记得刚到省纪委，被安排到信访室，任务是处理群众来信。面对一摞摞信件我不知如何下手，是老主任卫志兴、杨立业和施永祥、李秀华、崔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