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反腐败需要解决三个认识问题

当前,反腐败斗争在取得明显成果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错误认识和观点。先是有“对立论”、“自发论”。“代价论”,后来又出现“公有制产生腐败”、“私有制是遏制腐败的力量”、“共产党不能解决自身的腐败问题”之类的说法。尽管持有这些错误认识的是少数人,但这是原则问题,有必要明辨是非,澄清舆论,以保证反腐败斗争的顺利发展。     

“民主”反腐：惩治预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

推进党的反腐败工作和反腐倡廉建设,必须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手段引入其中,将民主提升为惩防腐败的新治本之策,着力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民主”并重的惩治预防腐败体系。这就必须切实关注“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四大基本要素,即“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理、“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制、“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遇、“民主”惩治预防腐败的机会。     

探寻源头治理腐败的新路径

哗众取宠、花拳绣腿反不了腐败,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身就是腐败。反对腐败,必须动真碰硬,真抓实干。我们党对反腐倡廉建设形势的判断、规律的把握、政策的提出,是准确的、科学的。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具体措施、政策,明显存在着针对性不强、到位率不高的情况,“标本兼治”在“本”的治理上明显着力不够,突出表现在符合中国国情的源头上治理腐败的关键举措并未能真正落到实处。反腐败要取得更大成效。需要探寻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新路径。一是反腐败需要全党动员、全民动手、全员参与;二是推行信用卡消费制度势在必行;三是坚决惩治行贿行为;四是坚持属地管理原则;五是实施黑名单制度;六是把“12·9”国际反腐败日摆上应有位置。     

基于官文化批判视域下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及根治

官文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这不仅表现为它对商品经济的限制、对民主政治和民主文化的压制,更表现在从揭露出的领导干部腐败的新特征诸如:“一把手”腐败,腐败主体集体化,腐败呈现“三高”、“三最”、“三贪”发展态势,“全家腐”的“家族式”腐败等来看,无不与官文化的深刻影响有关.彻底根除腐败已经成为摆在我党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要想根治腐败就必须标本兼治,要预防、监督、严惩“三位一体”,齐抓共管.     

反腐新思路：坚决反对腐败文化

把腐败理解为特权者利用公共权力谋私利的行为显然是把腐败的主体(腐败者)狭隘化,在我国现阶段不仅存在着许多“官场腐败”,还有大量的“大众腐败、平民腐败”,“大众腐败、平民腐败”的蔓延和恶化使腐败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腐败行为,而成为一种深入人心的思维定势、大众心理,即腐败文化。本文接着论述了腐败文化的巨大危害,并提出了反对腐败文化的主要措施,从而为我国的反腐败提供了新的视角。     

论道德底线与法律、制度之间的"泛腐败"现象

腐败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现象。典型的腐败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等行为由于明显违法违纪,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它将随着我党反腐败决心的加强和党纪国法、各种规章制度的健全以及执行力度的加强而逐渐收敛。但是,“泛腐败”现象游离于道德底线与法律、     

新时期腐败问题的主要特点、成因以及克服对策

腐败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一种文化现象，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异化现象，目前腐败问题从行为主体上，从时间、空间、数量上正在向外发散弥漫，其特点是：１腐败行为主体由个体腐败发展为集体腐败。依腐败行为的实施主体，腐败可以划分为“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即“政府腐败”、“企事业单位腐败”。所谓集体腐败，是指多人乃至团体合谋违纪违法，中饱私囊的腐败行径。综观时下风行的这种集体腐败现象，其表现形式和数量已渗透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集体行贿，公礼之风盛行；集团截留，私设账外“小金库”；集体走私，明目…     

新型腐败的特征与类型——警惕传统型腐败向新型腐败的嬗变

文章立足于新时代正风肃纪反腐的大背景,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从新型腐败嬗变的过程与方式、新型腐败的基本特征和新型腐败的主要类型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提出了新型腐败嬗变的三个阶段：腐败个体的蛰伏期、腐败文化的内化期和腐败互联攀爬期。嬗变的主要方式包括：替代、转化和混搭。新型腐败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四个方面。腐败主体的逻辑关联：从线性结构向网络结构嬗变;腐败收益的因果关系：从显性因果向隐性因果嬗变;腐败的利益属性：从违法利益向合法利益嬗变;腐败工具：从传统化工具向智能化工具嬗变。提出新型腐败的四种基本类型：“隧道挖掘”利益输送型腐败、“俄罗斯套娃”隐匿型腐败、“未公开信息”套利型腐败和“软权力”影响力型腐败。研究证明,党的十九大以来,新型腐败占比增大是导致腐败存量还未清底和腐败增量仍有发生的重要原因。加大对新型腐败案件的查办力度,完善新型腐败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和不想腐”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政策选择。     

现象·动因·治理:“微腐败”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微腐败”的治理成为腐败治理的焦点,“微腐败”研究也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就整体现状而言,论文数量可观,成果丰硕;从研究角度来看,主要论题聚焦于“微腐败”的概念、表现形式、形成原因、社会影响和治理措施等方面;就研究趋势而言,“微腐败”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针对性、系统性等研究态势。尽管“微腐败”研究还存在理论深度不足、实证研究较少、比较研究欠缺等问题,但是,研究的主题、问题、方法、成果等为腐败治理研究拓展了内容和形式,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指导和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当前农村“村官”腐败问题与对策

“村官”腐败主要表现为以权谋私的经济腐败、失职渎职的政治腐败、生活腐化的道德腐败。“村官”腐败不仅直接侵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降低了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还引发出干群矛盾甚至群体事件,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村官”腐败与中国转型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问题。必须按照中央关于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反腐倡廉建设融入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之中,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融教育、制度、监督、改革、惩处于一体的农村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工作新机制：一要加强教育引导,增强“村官”拒腐防变能力;二要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村官”廉洁从政行为：三要强化监督管理,保障“村官”权力正确运行;四要加大惩处力度,增加“村官”腐败违纪成本;五要深化改革创新,消除“村官”腐败的滋生土壤。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全面有效地遏制“村官”腐败。     

人格畸变会影响“一把手”腐败吗?——基于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

在单一制国家,既定的权力结构决定县域党政“一把手”往往在本辖区内发挥着领头羊的角色,在享有较多的权力和缺乏有效监督的不对称结构下,“一把手”发展成“一霸手”的现象容易发生。对此,文章基于人格畸变的心理视角,来解释“在既定的权力结构下,为何有的‘一把手’官员的腐败行为以贪腐为主,而有的则主要表现为行事专断或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差异化腐败现象。文章选取党的十八大以来200份落马县域党政“一把手”的案例分析后发现,人格畸变与“一把手”腐败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匹配”效应。其中,交易型人格对“一把手”腐败行为的催化最为明显,“经济寻租”在腐败行为中占比最高可佐证这一观点。其次,人格畸变具有多重、复杂交织特征,各类人格特质的关联性较强,表明由此诱发的腐败行为更具隐蔽性。再次,“一把手”往往在其首个或第二个任期内落马,表明人格畸变对“一把手”腐败的影响应纳入任职时间的情境中加以考察。最后,基于上述分析结论,文章对今后关于加强“一把手”的廉政教育与监督工作实践,从人格畸变的矫正与预防角度提出了政策上的启示。     

向边缘腐败宣战

恩格斯说:“在各门学科的接 触点上可期望得到最大的结 果。”实际上指的是边缘学科。但边缘上的不一定都是好东西,比如边缘腐败。有关专家对边缘腐败的种种表现进行了剖析,比如,利用权力的交换和互助牟利;利用自由裁量权为他人或自己牟利;利用集体决策牟利并规避个人责任;利用职务消费“黑洞”大肆牟利和享乐;利用合法程序任人唯亲。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可以说,边缘腐败明显破坏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但它却以“符合规则”和“工作需要”的面貌出现,使人们无法对它进行干预和惩治,处于干瞪眼而无法下手的境地。边缘腐败不仅仅对国家…     

预防选人用人腐败的路径

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为“选人用人腐败”不但会损及     

一把手腐败与政治生态污染及其修复

一把手腐败是政治生态严重的“污染源”,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关键少数”作为治理腐败的重中之重。基于对党的十八大后36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的研究发现,与一般省部级“老虎”相比,作为执掌一方权柄的省级党委书记,其腐败行为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拉帮结派,更容易结成腐败圈子;边腐边升,更容易潜伏腐败;权力外溢,更容易形成家族腐败;政经交织,更容易产生严重政治危害;贪图享乐,更容易形成腐败温床;“前腐后继”,更容易损害地方政治生态;跨省感染,更容易大面积蔓延,极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蝴蝶效应。     

从“腐败链”的产生看党性修养的重要性

在我国，“腐败链”的产生和形成是不争的事实。它是当前腐败表现的新特征。它对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砸碎“腐败链”刻不容缓。本文拟通过分析“腐败链”的现象、原因来论证党性修养的重要性。一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活跃...     

斩断中介腐败黑手

社会中介机构在各类腐败问题中扮演不光彩角色的案件不断浮出水面,一些中介机构已经成为除腐败官 员和不法商人之外的另一只腐败“黑手”,如果没有这些“腐败中介”,很多腐败运作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得逞。     

警惕“亚腐败”

前不久,国际监察专员学会主席艾尔伍德来华访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一个“亚腐败”的概念。何谓“亚腐败”?它是指这么一种现象:在权力的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但权力本身却又并不那么干净的空间。艾尔伍德说,在腐败丛生的国度,“亚腐败”势必泛滥。     

关于我国公务员“亚腐败”治理的伦理视点

“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土壤,是腐败社会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具有私利性、模糊性、普遍性、衍生性特征和多种表现形式。当前,“亚腐败”在我国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具有蔓延之势。它在我国公务员中产生具有深刻的伦理原因,必须从伦理上找寻治理的对策,才能取得实效。     

如何预防选人用人腐败

在所有腐败现象中，“选人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为“选人用人腐败”不但会损及党的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更会损及党的执政能力，危及党的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因此，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把“预防选人用人腐败”当做一个核心问题来抓。     

“高薪养廉”不可行

“高薪养廉”起初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为医治公务人员腐败、实现廉政而实行的制度之一。近年来,有人把它介绍到我国,给予它许多赞许,并认为当今中国进行廉政建设也非要走这条路不可。我们认为,“高薪养廉”在中国不可行。 第一,“高薪养廉”不是医治资本主义腐败的灵丹妙药。腐败产生于剥削制度社会,到了经济有较大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腐败日渐滋长蔓延,终成社会一大顽症。资产阶级统治者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