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社会风险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路径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近年来在社会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的前提下,我国的社会组织在环保、医疗、宗教、慈善、教育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江苏省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社会风险的探讨,剖析了新时期我国社会风险治理面临的紧迫现状并依据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独特优势,提出了优化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现实路径。     

参政党与中国社会组织关系初探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迅速成长并对我国的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既有推动,又有冲击和挑战.为此,参政党需要厘清社会组织的功能地位,突破传统观念,理顺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构建参政党与社会组织双向共赢合作机制,共同推动政府从善政走向善治.     

治理社会还是社会治理?——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发展社会组织的内在逻辑

近年来,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力度,不仅使社会组织数量迅速增长,而且也扩展了社会组织的作用空间。但与此同时,地方政府缺乏让社会组织自主运作的动机。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之谜产生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实践中坚持治理社会逻辑,从而遮蔽了蓝图规划中的社会治理逻辑。因此,珠江三角洲社会治理创新有赖于完成从治理社会逻辑向社会治理逻辑的转换。     

我国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的信任关系研究

本研究以信任和组织之间信任为切入点,探讨了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信任关系的理论现实、信任关系类型、相互信任的影响因素特征、信任关系形成的假设、信任的产生机制和信任关系形成的模型建构。文章同时具体分析了组织声誉、组织能力、交往经验、沟通与协调、价值目标、资源控制性、可选择性、开放性、第三方权威制约、紧迫性压力、制度公正与正义性、制度完备与有效性因素,分别对关系型信任、计算型信任、制度型信任和被动压力型信任的影响关系,最后提出增强政府部门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相互信任的策略与建议。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挑战与变革

治理的概念兴起于20世纪末,它强调多元的分散主体达成多边互动的合作网络。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社会事务日益复杂化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新形势,社会治理应成为未来社会体制建构的基本形态。本文对治理的基本内涵、我国社会治理面临的问题及改革路径进行了研究。     

公民社会组织与风险抵御机制--某大枣协会个案研究

中国作为人口庞大的国家,在市场、政策等人为风险和灾害等自然风险面前,运用组织化途径提高公民抵御风险的能力,不仅是构建整个风险分配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国家转变治理模式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强政府、大社会”: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从北京市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实践情形看,当前各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存在政府职能界定不清、购买服务缺乏统筹协调、权力寻租潜在风险较大、尚未形成科学的绩效评估办法等问题。今后应从理念、政策与操作等层面采取相应的政策,以实现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规范化。     

社区社会组织何以被行政吸纳——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再解释

社区社会组织是城市社区治理格局中的关键变量,同时也是承接国家治理重心下移、回应基层社会结社意愿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其一直致力于在国家治理重心下移与社会结社意愿高涨中达成平衡。基于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框架,通过对重庆市LX社区WS志愿服务队的观察发现,社会组织在培育过程中容易产生资源依附、目标替代、黑箱化和志愿中断等行政吸纳社会问题。社区社会组织行政化的生成逻辑分为四个递进层次:政府对资源的垄断供给地位引发社会组织的资源禀赋依附;资源依赖关系赋予行政干预组织行为以正当性,这种同化力引致社会组织目标与行为相悖;为了消除成员对行政事务的心理排斥,政府利用制度真空干预人事安排;行政吸纳使组织内部缺乏维系动力,且因社会资本不足,持续性扩大再生产难以实现。     

政府与民间志愿组织关系探析

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持续推进,志愿服务作为一种崇高的行为和重要的社会服务事业已经开始发挥自身的巨大作用。在政府官方组织的志愿服务之外,社会上正在形成一股强大的民间志愿服务力量。这些自发的民间志愿组织在贫困救助、社会应急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但这些组织亦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社会认同危机和资源缺少等问题。政府应正确应对民间志愿组织的崛起,双方应在互动合作、竞争发展中实现管理、激励、监督机制的制度创新。     

“失衡效应”:政府部门在决策过程中的定位与机制

中国政府决策过程呈现出决策资源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特点,这种特点可以归纳为失衡效应。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制度约束与权力关系构成了失衡效应的主要变量。其中,制度约束是控制变量,权力关系是因变量。权力关系由政府监控能力与社会反应强度两个方面构成。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强,社会的反应强度越高,则失衡效应越弱;政府的监控能力越弱,社会的反应强度越低,失衡效应越强。     

乡村社会体制吸纳与协同治理的现实之辩

体制吸纳是行政权力吸引社会组织或个体精英进入公权领域运作的社会过程。它的产生与发展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乡村社会协同治理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这种行政权力介入乡村治理的行为,会对刚刚形塑的多元共治的协同治理理念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销蚀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此,在乡村社会一定要合理界定基层政府的角色,实现适度规模的体制吸纳,继而最大程度上避免体制吸蚋的消极影响,克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实现协同治理的美好愿景。     

论检察委员会与办案组织关系的重新构建

新一轮检察体制改革给检委会和办案组织各自的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如何保障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与如何加强权力的监督制约已成为两者发展中共同面临的新课题。在此背景下,以往检委会和办案组织之间命令与执行的一元化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发展的需要,必须以检委会与办案组织相分离为基础,重新构建两者的多元化关系,为检委会和办案组织的发展提供新的空间和方向。     

结构性嵌入与功能性融入:社会治理中的新社会阶层组织

在改革开放引致的社会转型中,伴随社会结构的跃迁,我国新的社会阶层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其作用也愈加重要。以社会嵌入理论来观照,社会治理体系作为新型社会结构和关系的集群,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等特征,吸纳了包括新社会阶层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嵌入其中。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形态出现的新社会阶层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试析当前社会组织开展党建的内在冲突与路径优化——基于治理现代化的视角

社会组织开展党建是党的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当前社会组织党建,我们既要看到其背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要理性看到社会组织特征和党的建设之间不容忽视的内在冲突成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为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党的领导,完善社会组织党建,指出了方向和路径。     

社会治理创新中的社会组织统战工作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正确处理社会和政府的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在社会治理创新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把社会组织纳入统一战线的工作范围,做好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从而充分发挥社会组织中广大统战成员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社会治理中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与行为选择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要求政府加快转变职能,鼓励非政府组织服务社会,参与治理。为了确保多元社会中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必须准确界定非政府组织同政府的关系模式。综合分析得出,二者存在主导、参与和介入三种关系形态及非政府组织可能选择创新、调适和反应三种行为方式。据此,预测并引导非政府组织的行为选择,实现社会治理成果的最优化。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整个社会日益呈现出开放、宽松、活跃的氛围，各种各样的公民社会组织日益涌现，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细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而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