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的评析与启示

日本向来以精密司法著称，其适应二战以后司法改革的需要，建立了检察审查会制度，通过对检察官的不起诉决定予以审查，防止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这一制度强化民众参与司法，有助于提升刑事司法的民主性，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完善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以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为分析蓝本

人民监督员制度具备司法民众参与、检察监督等制度功能,同时存在诸多待改进之处。在制约公诉权行使方面,人民监督员制度与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研究探索检察审查会制度的运作状况,可以为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提供合理的思路。建议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时将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进去,以推进人民监督员制度法律化。同时,强化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性约束力,促进人民监督员资格的平民化与选任程序的中立化,赋予人民监督员调查询问权。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改革后的施行与思考

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是一项旨在赋予日本国民监督检察官正确履行公诉权、使公诉活动反映民意的权力的法律制度。从2009年5月起,检察审查会的评议书开始具有一定的法律拘束力,能更有效地防止检察官过度使用起诉犹豫、追求"精密司法"的倾向,有利于构建当事人主义模式;救济被害人;维护国家公诉独立。但国民意志的模糊性和易变性、担任检察审查会委员的义务性、审议程序不够透明、被告人权利难救济等都影响该制度的实施效果。     

检察听证制度完善研究

检察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引导人民有序参与司法的重要制度设计.该制度充分体现了检察制度的人民性,契合人民参与司法的时代诉求,符合构建人民信赖司法体系的现实需要,顺应检察权运行诉讼化构造的发展趋势.近年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大力推行检察听证制度,颁布《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听证工作规定》,提出"应听证尽听证"的工作要求,检察听证制度得到里程碑式的发展.然而,从实践运行状况看,检察听证制度仍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完善之处.对此,要保障听证员选用的民主代表性,加大基层普通民众担任听证员的比例;以诉讼经济原则规范检察听证启动,合理界定听证适用范围;以诉讼化运作完善检察听证细则,健全听证配套机制建设;以强制反馈机制强化检察听证意见运用,赋予听证意见更强的法律效力.     

日本当代司法改革与检察官养成

日本当代司法体制改革具有特殊的背景。日本的法律职业制度和司法诉讼程序发生了重大变革,强调提高包括检察官在内的法律职业的综合素质,建立了以通识教育、法律职业教育、司法考试、司法研修、任职研修的过程培养制度。日本刑事司法在导入民众参与的同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对职业检察官等法律职业的选拔和培养。     

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研究及其借鉴

2003年日本民事诉讼程序进行了针对性的改革,核心目的就是方便国民利用司法、增加国民参与司法的途径、提升民众对司法体制的认可度以及提高司法裁判的效率,其中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就是此次改革中备受关注的成果之一。通过对日本民事诉讼诉前证据收集制度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期待着我国进入已经启动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能从中获得借鉴,从而为我国正在构建的＂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民事诉讼法学提供有益的立法参考。     

清末检察制度的筹设和推行

清末朝廷为挽回治世困局,将脱困之道寄予仿行日本君宪制的疾行上.在权力重组和制度新构中,传统司法的近代转型,使检察制度得以应时而生.在此过程中,筹备机构的专设和推行举措的力策,确保了清末检察制度在诸多困扰下的奋力举推,为制度变革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性启示.     

论中日刑事司法改革与公民参与——以日本《裁判员法》为研究视角

以日本《裁判员法》的制定、颁布和施行过程为分析对象，我们发现日本的刑事司法改革注重吸收普通民众的参与。这种公民参与司法的理念对于当下中国的刑事司法改革特别重要，在中国未来参与改革的主体、改革方式以及改革路径的选择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论提高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的理性出路——以哈贝马斯商谈理论为视角的分析

随着我国检察制度的改革发展,检察机关执法公信力问题日益引人瞩目。目前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权力学说"和"社会伦理论"都不足以为执法公信力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如何提高执法公信力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根据检察制度的发生学原理以及目前检察权的各项实际权能,应该将检察权界定为一种程序性国家权力。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要求在一个公平的商谈程序中为社会利益主体参与司法过程提供利益表达和整合价值诉求的权利。提高执法公信力必须围绕我国诉讼程序的完善为核心进行,以促进司法裁决的公平公正为目标,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推进检察制度改革,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层面引导检察权回归程序性权力的本质。     

日本预审制度介评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没有产生现代预审制度。明治维新后，日本仿照法国法建立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法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但并没有仿照美国建立起美国式的预审制度，而是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的预审制度：原由预审法官行使的部分预审职权分别由司法警察职员、检察官和侦查法官行使；实行检察官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起到了预审的功能；检察审查会具有对检察官起诉进行审查之功用；付审判请求程序亦具有一定的起诉审查功能。     

“理管”初探

在中国的大环境逐步进入法制化的时候,应当明确“理”在组织行为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理管”。“理”在企业不同管理层次包含不同内容,只有实行“理管”,并辅之以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将人治与法治相结合,才能较好地达到“管理”目的。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徽州女人》中“井”与“蛙”的象征艺术

《徽州女人》借助系列物象,积极使用象征艺术,"井"和"蛙"是系列物象中的两个代表。"井"之象征物象,不仅给主人公"女人"提供了活动平台,而且象征着她处境的封闭,生活的单调,思想的守旧;"蛙"之象征物象,类比"女人"形象,预示着其前途的暗淡和命运的忧伤。象征艺术的积极使用,提高了剧本的艺术表现力,增强了剧本的文学性。     

哈耶克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

在现代学术话语中,理性和理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笛卡尔主义的代名词,哈耶克不满"理性"和"理性主义"长期以来被其独享和滥用的局面,尝试和寻求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正名。通过对理性的重新表述和在理性主义之前加修饰语的办法,从逻辑层面上将这两个术语加以提升,区分出滥用理性的"建构理性(主义)"和有效利用理性的"进化理性(主义)",为自发生成的进化理性的社会制度进行辩护,提防个体自由遭受源于建构理性的计划和极权主义的侵蚀。     

电子政务的"位"与"为"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进程中存在着"电子"与"政务"定位不合理的问题,这必将导致电子政务的职能和作用不能充分体现出来。正确理解电子政务的本质,摆正"电子"与"政务"的关系,改革政府机构的管理模式,将是现阶段发展电子政务的关键。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贫”与“富”的辩证思考

贫困与富裕是一对古老的矛盾,贫困与富裕的矛盾处理得好,国泰民安,欣欣向荣;处理得不好,危机四伏,民怨四起。我国目前的区域贫困和部分贫困,已构成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就必须充分认识"贫"与"富"的辩证关系,全方位建立由"贫"到"富"的长效机制。     

“文明共享”与可能的法律移植

从文明共享的角度来看待法律移植问题,是一条有益的途径。但是如果不理清文明共享的“认同”、“认异”问题,则不可能对法律精神有深入的理解,亦不可能对法律是否可以移植以及如何移植的问题做出合理阐释。在法治中国的今天,探讨这一问题深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