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首先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扼要分析其特别规则,最后略比国际法院60年来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条约解释的方法及其位阶

条约的解释关系到缔约国的权利义务,故其重要性毋庸置疑。《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了条约解释的基本方法,但是却对各种方法适用的优先性未做说明。本文试在公约准用的解释方法之上讨论其适用的位阶,以期合理解释条约,减少纠纷。     

法院解释条约的原理与中国机制的构建

条约是公认的国际法,许多国家在司法实践中都将条约作为法院裁判案件的适用依据。但在我国,宪法并未规定条约在其中的地位,条约主要是立法转化适用而不是吸纳适用,其也不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适用和参照依据。因此,有必要构建法院解释条约的机制,明确法院解释条约发生的条件,同时建立参照条约的个案解释方法,法院在个案审理中可以直接以非人权条约为适用依据来裁判案件,援引人权条约或者参照条约进行论证和说明理由。     

税收条约解释方法的比较研究

<正> 由于各国在行政、立法、以及税收体制上存在差异,各缔约国间对其所达成的税收条约采 纳一致的解释方法成为税收条约发挥有效作用,实现在国家间公平地分派税收的目的的基础。 对条约采用共同的解释方法的重要性早已为西方各国所重视。许多发达国家对条约解释问题 或以国内立法,或以案例的形式做了明确的规定;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纳了《条约法维也纳公约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以下简称《维也纳公约》或《经济发展与合作 组织协定范本》(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Con- vention,以下简称《经合组织范本》)中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但是,税收条约解释上的冲突仍 在国家间普遍存在,对此问题的研究无疑将促进国际税收进一步趋于公平和有效。本文的目的 在于通过对《维也纳公约》,《经合组织范本》中规定的,以及美国所实行的税收条约解释方法的     

论条约解释的灵活性借鉴

作为目前广为接受和援引的条约解释规则,《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以下简称《条约法公约》)肯定了在解释时可以灵活性地借鉴条约以外的相关国际法规则。本文拟从分析CISG在解释时对CISG以外的其他法律文件的参考借鉴入手,探讨在条约解释规则中灵活性借鉴方法的运用。     

论条约的“立法”解释及有关问题——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

条约的“立法”解释泛指缔约方的有权解释.本文特指管辖多边条约的国际组织对条约的“立法”解释.WTO的决策机构对该组织管辖的多边贸易协定行使的专有解释权属于条约的“立法”解释.近20年的WTO争端解决案件经常折射出有求于此类“立法”解释的需要,但是,WTO决策机构未曾行使这一专有权限,因而未做出任何此类“立法”解释.本文以WTO争端解决为视角,论述“立法”解释的概念及其在GATT时期的由来,目前WTO的“立法”解释困境及原因,我国面对现实应采取的适当对策.     

条约解释的特点——同国内法解释的比较研究

本文对国际法上条约解释的特点及其成因进行了探讨.通过对条约同国内法解释在主体、效力、客体和方法四个方面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条约解释的主要特点包括:在主体和效力方面,条约的"有权"和"非有权"解释以"主体是否有权力解释"为标准划分,而不像国内法那样同时依据解释的权力和效力来划分;条约有权解释主体所做的解释不一定有法律拘束力.在客体方面,作为解释客体的条约具有"立法性"和"契约性"双重特性,这对条约解释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解释方法上,条约解释中除了运用国内法律解释常用的方法外,还出现了"嗣后实践"解释方法,并在实际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从根本上看,条约解释上述特点的形成,是由国际法体系不同于国内法体系的性质所决定的.国际法的"分权"体制,决定了条约解释的上述特点.     

国际法院解释领土条约的路径、方法及其拓展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根本问题。由于部分领土条约相关条款过于原则或模糊不清,当事方会产生条约解释上的国际争端。通常,国际法院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解释规则进行阐释。但是,领土条约具有与一般条约不同的特性,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其解释方法的特殊性。条约解释与争议领土主权的归属存在密切关系,不当解释会严重损害当事国的领土主权。正是出于此顾虑,国际法院过于严格遵照条约文本语言表述的精确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又出现一定的矛盾与反复,甚至在个案中弱化条约解释的价值,转而以有效统治作为判案的法理依据。国际法院的做法动摇了国际社会相关当事方将领土争端提交国际法院,采取法律方式解决纠纷的信心,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条约演化解释方法的最新实践及其反思

演化解释俨然已成为条约解释的一个新趋势,但在实践运用中,该方法却存在武断、机械和片面等问题。未遵循条约解释的基本原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演化解释方法和当时意义解释方法的关系密切,应在综合考虑各个解释要素的基础上,对这两种方法权衡后再作选择。运用演化解释方法,应在条约已有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并且不得违背条约的目的和宗旨。演化解释方法的运用可沿循一定的路径进行。     

论条约演化解释对国家同意原则的冲击

条约的演化解释会引起条约语义变化,导致条约权利和义务的变动,对传统的国家同意原则造成冲击。具体表现在,对缔约时的原初意图进行演化解释,以《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解释要素掩盖演化解释中的语义变动,非缔约国要素对嗣后行为逐渐产生影响。演化解释冲击国家同意原则,其内在机理包括心理因素、实践因素和机制因素。演化解释一定程度上可推进条约体系的自动更新,符合国际秩序自动微调的现实需要,逐渐发展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解释通则中,时间要素被强化的一项细化解释方法,但也可能冲击甚至突破国家同意原则。中国需要及时把握条约演化解释的发展规律和深远影响并及时作出因应。     

《联合国宪章》解释对传统条约解释规则的影响和发展

条约解释是国际法上的重要问题。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至33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传统的奈约解释规则。实践中，《联合国宪章》的解释对于传统条约解释规则多有突破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宪章解释过程中除运用传统方法外，还形成了“暗含权力”和“机构嗣后实践”等新方法；第二，各种传统条约解释方法在运用于宪章时，相互地位关系较之一般条约解释有所不同；最后，存在于条约解释中的解释与修改、解释与新规则创制的关系问题，在宪章解释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宪章自身的特殊性质是形成上述特点的根本原因。宪章解释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条约解释理论和实践，为条约解释提供了全新的样本，拓宽了条约解释在现代国际法学研究中的领域。     

论缔约国法院对国际私法条约的统一解释

一、问题提出 `相同的国际民商事纠纷在不同国家法院获得相同的判决是国际私法学者孜孜追求的目标,而实现此目标需要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不同国家法院在裁决相同的国际民商事纠纷时适用相同的法律,二是不同国家的法官对适用的法律作出相同的解释.     

国际私法条约解释的路径依赖与方法展开

国际条约的文本制订及其为当事国接受仅实现了条约的形式统一,而条约的实质统一则需要通过一致解释和适用来达致。国际公法条约解释更多针对的是国家的权利和义务,而国际私法条约解释更多关涉的是私人的权利和义务,且没有相应的管辖国际私法条约的国际争议解决机构,故存在当事国解释的多样性风险。国际私法条约解释在路径上依赖条约解释的习惯法规则的同时,必须坚持自洽性和统一性解释要求。当事国在司法实践中对国际私法条约的解释,倾向于采用约文解释和目的解释方法,要求法官学会自我克制和比较借鉴,使用补充资料作为辅助手段,同时处理好多种约文文本和公共政策条款的解释问题。     

刑法适用中个案解释之合理性分析

刑法适用中的个案解释是客观存在的。在我国现实司法实践中,它的确立受到许多因素的制约。在刑法适用过程中,我们需要转变传统观念,解除法官进行刑法适用中个案解释的束缚,赋予法官相应的个案解释权,以实现刑法正义的个案平衡。     

论WTO宪政对争端解决机构法律解释的影响

有关WTO宪政的论断不断出现在学者的著述中,同时也受到WTO成员方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认为,准司法的争端解决机制促使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可以超越职权,能动地进行"司法造法"。而事实上,无论是WTO的宪政安排抑或是具体法律解释规则的规定,都限制了司法能动的发生。     

条约解释的新动向:当代意义解释对当时意义解释

现代条约解释形成了当时意义解释和当代意义解释两种方法之间的博弈。前者是传统的条约解释方法,后者经过40余年的发展,俨然已成为当今条约解释的新趋势。国际法院和WTO上诉机构采用条约用语的"一般性"和条约的"无期限性"作为当代意义解释的主要条件,有其特定原因。这两种条约解释方法在理论基础、立法体现、反映的司法态度和实践操作过程都有明显区别。当代意义解释和当时意义解释各有优缺点,这表明二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是并存的,它们之间的博弈也将继续进行。     

领土条约的界定标准、解释方法及其运行结构

领土主权属于一国的核心利益问题。国际法院基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2条之规定,在解决领土条约争端时采取了实质优于形式和同意等界定标准。同时,在适用该《公约》解释相关条款时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法,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但也出现过矛盾与反复。对此,应根据该《公约》第31-32条规定的内部要素及外部变量,优化领土条约的解释方法和运行结构。这种路径的设计不再拘泥于《条约法公约》本身,适当拓展、引入当事方提供的证明事实真相的关键证据,对领土条约的解释进行补充说明,并非游离于《条约法公约》之外,转而寻求保持占有法律、有效控制等法理基础及相应的事实主张和证据,而是将两者合而为一,以《条约法公约》解释规则为主,其他关键证据为辅的层级解释路径。另外,国际法院在解释相关领土条约时,除了适用《条约法公约》+其他层级关键证据模式外,还应借鉴学界的解释方法论,以使得两者交互影响,进一步完善条约解释方法的路径,实现对领土条约解释规则的再造。     

论审判解释

司法权的特性和一般运作规则决定了司法权仅指裁判权 ,司法解释应当仅指审判解释 ,审判解释具有必然性。审判解释具有稳定的价值目标结构 ,在解释体制上 ,应建立“一元 (法院解释法律 )、二级 (最高法院和省高级法院的规范性解释 )、三层次 (法官解释为中心 )”审判解释体制     

浅议我国的法律解释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深入和法学理论水平的提高,我国关于法律解释的理论需要进一步突破,建立在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基础上的法律解释制度亦出现了许多无法适应法治社会的理念和要求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现行法律解释制度的评析,试图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及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