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司法职权配置——以检警关系为视角

优化检警职权配置,理顺检警关系,是规范司法行为,优化司法职权的重要内容。我国目前的检警关系存在诸多缺陷,导致侦查行为监督制约措施缺失,出现了所谓“侦查中心主义”式的刑事诉讼。如何制约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力,理顺检察机关与警察机关的关系,是实现规范司法行为,达到司法行为优化配置的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

评判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构建是否合理的标准应该为能否实现侦查程序本身的运作目的,因此本文将侦查程序的目的划分为三个层次并以此来设定侦查程序中理想的检警关系所应该具备的功能,通过参照此种目标制度的功能设定,本文指出了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所导致的侦查程序功能瑕疵并据此提出了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具体方案。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

评判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构建是否合理的标准应为是否有利于侦查程序目的的实现,本文以侦查程序的三重目的来设定侦查程序中理想的检警关系所应具备的功能,并依此功能设定分析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所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具体构想。     

检察指导侦查概念探析及制度构建

检察指导侦查是近年来司法改革中比较热门的话题，其产生既有司法实践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弥补现实体制下案件质量不升反降、办案效率止步不前等缺陷的需求。检察指导侦查制度的构建首先涉及对此概念内涵的理解和界定，也必然涉及检警关系甚至是检法关系的调整和重构。     

论我国侦查构造的构建

侦查构造指的是侦查程序中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上分为三种学说:纠问式侦查观、弹劾式侦查观和诉讼式侦查观。我国的侦查观接近于纠问式侦查观。要完善我国的侦查构造,必须要构建一体化的侦查程序。其重点在于:构建一体化的检警格局,设立中立的司法机构,提高犯罪嫌疑人的诉讼地位,扩大辩护律师的参与范围并完善 侦查程序中的实施性规则。     

论侦查权的配置

在侦查权的行使过程中 ,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利益需要 ,即确保侦查效率和保障人权。侦查权配置的三个原则 ,即限制侦查权、保障人权的原则 ,司法审查的原则和检侦一体化原则 ,满足了两种利益的需要。“以裁判为中心 ,检警一体化”的刑事司法体制实现了这三个原则。而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体制未能体现三个原则。建议 :1、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 ;2、赋予侦查阶段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 ;3、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 ;4、赋予检察机关侦查活动的领导和指挥权。     

关于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的理性思考

在深化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改革的过程中,应当把＂科学构建我国的侦查职权＂作为改革的核心内容或重点工程。科学构建我国侦查职权应从三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是整合公安机关内部侦查资源和侦查权,设置全国公安机关一体化侦查机构;二是将职务犯罪侦查权整体移交国家预防腐败局,或借鉴新加坡设置＂贪污调查局＂和港澳地区设置＂廉政公署＂的经验及模式,建立＂国家反腐败局＂,全权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三是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将控诉权和监督权分设,建立检察引导侦查的新型警检关系。     

侦诉职能关系优化新论

侦查与控诉是刑事诉讼的两个不同阶段性职能,追诉犯罪是二者共同的目的,这种目的的同一性决定二者可以由一个机关统一行使,我国现行的检警制度却是将二者分开,由不同机关行使,造成了诸如浪费司法资源等的诸多弊端,不能使诉讼效率发挥至最优.与侦诉一体并不相同的侦诉合一也许是优化检警关系、构建侦诉职能理想模式的一个很好尝试.     

论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完善

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的配置问题是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首要问题。我国目前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立法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司法实践中也凸显出不少矛盾。当下学界流行的"检警一体化"侦查模式和独立的反腐败侦查机构模式不适合我国的国情,不具有可行性。在保留现有侦查体制下对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进行完善成为必然选择。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配置的基本路径是:重新划分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管辖权,扩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管辖范围,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机动侦查管辖权,建立检察系统内部侦查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设立合理的管辖冲突解决机制。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若干具体问题探讨

新公司法确立了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出台适用这项制度的具体规定就显得十分紧迫。从司法实务层面，分析了应当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情形、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后归责原则与责任承担、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举证责任、否认公司法人人格的主体和程序等问题。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对我国刑罚目的的再思考

刑罚目的是刑罚理论的核心,对刑罚目的的选择直接影响刑罚的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目的所体现的法的价值理念应与国家所追求的法的价值理念相适应。预防论的刑罚目的理论因其固有缺陷并不符合我国国情,而报应论的刑罚目的理论体现了对正义、公平、保障人权的价值理念的追求,符合我国的法的价值追求,适合我国国情,应当作为我国的刑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