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部门利益“私货”塞进法律

随着依法行政进程的推进，目前地方立法正成为公共管理的热点。然而，在地方立法热的背后，却不同程度地夹杂着追逐部门利益的“私货”。针对此，云南省政协委员程达日前建议，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应建立适度回避制度，以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     

以博弈机制破解“立法割据”

“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对于我国行政立法中出现的“立法割据”现象，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政协副主席陈勋儒建议，行政立法应建立“四大制度”——立法回避制度；立法公开制度；立法参与制度，参与的核心是公平听证；立法经费预算和公开制度。（3月12日《新京报》）     

立法需均衡博弈而非刻意回避

在日前召开的云南省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云南省政协委员程达建议，在行政立法程序中，应建立适度回避制度，避免部门利益“被塞进”法律法规，以防止“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摘自2010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     

论“部门利益法制化”的遏制

政府部门立法或人大委托政府部门起草法律法规时，政府部门往往会将自身权利最大化、自身义务最小化，把不正当的部门利益甚至个人利益夹带进来，从而导致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出现。部门利益法制化使得当前相关的立法质量得不到切实保障。在中央和地方立法中，部门利益容易导致权力与权利关系的不平衡，权力与责任关系的不协调，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一致。市场经济带来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社会多元化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其必然又带来中国立法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利益博弈。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法律法规公正、集中地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遏制“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而拓宽法律法规起草渠道、规范法律审议程序、立法公开透明化等具体措施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     

政府律师在行政立法中的作用分析

＂非公因＂性行政立法是对行政立法的部门利益倾向、行政立法的权力寻租现象的统称,这是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非公因＂性行政立法的存在严重影响了行政立法的质量,损害了公众利益。本文指出应尽快建立政府律师制度,并充分发挥政府律师在行政立法中的作用。     

《行政许可法》对地方立法的影响

行政许可法颁布和施行的意义不仅仅局限于行政法治这一领域,而且以独特的视角为地方立法今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参考。在地方立法理念上的变化体现为:平衡公益和私益,追求效益,立法应务实创新;对地方立法体制及立法技术的影响表现为:地方对行政许可设定具有很强的局限性,地方立法主体需重新认识和定位,注重以立法事项的性质确定立法主体,在权限上既赋予地方一定的专有立法权,同时对地方立法权进行一些具体的禁止作为补充,健全地方立法的具体内容,完善地方立法技术。即便如此,行政许可法仍对地方立法可能造成以下负面影响:首先是借行政许可法留下的可观的立法空间,扩大地方立法权;其次是由于行政审批改革与立法同步,立法中部门利益将会反弹。     

关于行政立法“根据”的次序问题

按照宪法和组织法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要以宪法、法律或法规为根据。由于行政立法可以有多个“根据”，因此有必要把握行政立法“根据”的次序。一般说来，除依授权立法外，各行政立法应当先以其上一位法的规定为根据；具体些说，制定行政法规应当以法律的规定为根据，制定部门规章应当先要以行政法规的规定为根据，制定地方规章应当先要以同级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为根据；这是我国立法体制决定的，也是国家法制统一的客观要求。     

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化问题研究

行政立法在我国国家职能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存在突出的问题。较为典型的是行政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化倾向。本文主要从行政立法部门利益化的成因、带来的影响及对其扼制对策研究这几方面进行探讨。     

论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监督

行政立法是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由于行政立法立体的多层次性和立法内容的广泛多样性，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行政机关所立之法相互矛盾、相互重叠的现象，甚至出现了行政机关超越自己的立法权限进行立法、所立之法和国家的宪法、基本法律相抵触的现象，直接给公民和有关组织的权益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为了防止行政机关滥用立法权、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必须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本文着重从权力机关入手，对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从原因、模式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国行政立法监督的完善等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也谈地方立法的几个问题──兼与何建贵同志商榷

目前不仅不应该取消省会市和较大市的地方立法主体资格，而是应该进一步加强这两类市的地方立法工作，并赋予它们以完整的地方立法权，以加快地方立法的步伐，改变地方立法滞后的现象；将地方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定性为“创制权”，将地方行政机关的立法权归结为“补充权”，并进而划定各自的“专有立法权限”，这在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在实践中行不通；在我国地方立法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中，立法名称的规范化应该是最有希望可以首先获得解决的问题。     

行政许可之地方立法控制

《行政许可法》只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许可的阶段性成果,地方立法则是规范和控制行政许可滥用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行政许可“双刃剑”的特性,地方立法关于行政许可的现状及审批制度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决定了地方立法控制的必要性。地方立法控制行政许可有权力的制约性作为理论基础,有法律的相关规定作为制度基础,有地方立法的特殊性作为现实基础。地方立法控制行政许可的方式有,对设定行政许可权范围进行限制,对行政许可实施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行政许可设定进行监督,对行政许可行使进行监督以及跟进配套制度。     

完善行政立法对行政权力制约的探析

我国的行政立法在指导思想、立法制度、立法内容、立法程序上还有不完善之处。完善行政立法,将行政法定位为“控权”法,贯彻立法的民主、法制统一原则,严格程序,健全监督审查制度,对加强行政权力的制约具有重要意义。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分析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为了有效地避免实践中不当利益法制化的倾向,某些地方出台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相关规定。但是,本文却认为该制度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并予以了分析。文中在第一部分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过程;接着又从价值本源、可行性、合法性等方面分析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最后,本文从问题解决的角度提出了现行框架内避免不当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有效方式,从而完整地论述了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不适当性问题。     

论行政立法中的利益关系

从表面上看,行政立法的内容是“管理法”,但透过背后的利益关系看,行政法是“权利法”。要消除法律条文所带来教条 式的影响,必须改革和完善国务院立法的权限和范围,克服行政立法中的部门主义,加大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程序性规定,并严格 行政行为的程序性规定。     

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问题研究

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行政立法的数量大大超过了人大立法,所涉及的内容多与公民权益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但地方政府在立法的过程中,极易出现"地方保护主义",使得地方行政立法的权力不断膨胀,破坏了法律体系的统一和有序,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对地方行政立法的监督很有必要.本文分析了我国地方行政立法监督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就完善我国的地方行政立法监督提出一些建议.     

论行政立法的人大监督机制

目前在我国,行政立法活动存在一些程序问题,致使行政立法的部门利益倾向严重.因此,必须加强对行政立法的监督.确保行政立法的民主性与法的本质要求.     

行政立法民主保障之问题与对策

由于行政机关与权力机关在组织形式、责任体制、权力来源等方面都具有质的不同,而且目前行政立法实践中存在立法主体层级过多、权界不清,立法内容重权力、轻责任、重实体、轻程序,立法程序有违民主与公正等问题,为贯彻和落实行政立法民主化基本原则,加强对行政立法权的规范与制约,增强和完善行政立法的民主保障,应当限制行政立法主体范围,统一行政立法程序规定,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行政立法参与权,健全和完善系统而有效的权力滥用防范机制。     

加强和完善地方立法协调

《立法法》虽然对法律、行政法规、规章的权限范围作了进一步明确，各立法主体的权限范围更清晰了．但总的看还比较原则，只是就大的方面作出划分，还不是非常具体，有些界限还不是十分清楚，特别是国务院各部门之间、国务院各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由于存在着职权交叉，立法界限也互有交叉，由此造成相互冲突的情况仍经常发生。因此，除今后在实践中进一步总结经验，对我国中央与地方、国家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立法权限，作出进一步的完善外，加强立法的协调工作和监督工作，特别是加强地方立法与其他立法主体的协调工作，防止越权立法，减少和避免重复立法将显得十分重要。这是需要在立法中引起重视并加以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立法工作

在行政立法过程中 ,从立法宗旨、立法原则、法律责任等方面都必须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以“三个代表”的思想指导行政法的立法工作。依法行政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政府 ,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 ,法律是按人民的意志制定的。政府依法办事就是按人民意志办事。政府立法要体现行政公正、行政公开和行政效率的原则。政府行为只有公正 ,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行政立法中必须明确法律责任、建立监督机制 ,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     

在立法中引入廉洁评估机制不可或缺

立法是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关系到权力的运行和各方利益的规范。但在利益保护的驱动下，不少地方、部门或市场经济主体都热衷于争夺立法权，某些部门或市场主体试图通过立法手段“合法地”为本地、本部门或本行业划出一块垄断性的势力范围，某些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被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