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为何坚持裸葬自己

生活在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人、学者、思想家。文人学者有很多，但能称得上“伟大”的，少之又少。南于家世的关系，黄宗羲很早就开始卷入晚明残酷的政治斗争之中，他是在血海深仇中成长起来的。中年时期，他又碰上了历史上最为动荡的一次改朝换代。种种内忧外患，让他的一生历尽劫难，在百折不挠、颠沛坎坷之后，他终于成长为一代大师。     

商业精神:晚明文化活的灵魂

本文围绕商业精神对文化的渗透、影响这一问题,通过对晚明社会的经济活动的特点、文人审美趣味的商业心理折射,以及士子矛盾心态等几个方面的分析,试图对晚明这个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阶段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理解。     

竹雕风雪出蓝关赏析

晚明，各帝昏暴多疑，朝纲腐败，阉党弄权，奸臣得势，忠良纷遭贬谪，社会动荡不安。凡是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士子及文人艺术家对此现象深恶痛绝，常以古喻今，     

论晚明插图本的文本价值及其传播机制

晚明的插图本,不管梓行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超前代,具有极高的文本价值和审美价值.加上晚明书商具有一套较为灵活的传播机制,采取诸如聘请名家加盟、更新版式、加大广告宣传力度等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插图本的传播速度.书商的这些举措也成为中国传播史上成功的传播范例.     

论中晚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

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官场交际和日常应酬中皆得到广泛应用,四六选本的刊刻发行也随之大为兴盛,一些文人借机大力鼓吹四六文利于彰显礼节和利于表情达意两个方面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适用为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这种文章观看到了四六文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用途的重要性,因而有其内在合理性,并对儒家正统文章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文章观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产生,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在促进中晚明四六文写作兴盛的同时,也造成其形式化的倾向和套袭之风的盛行,并最终使得中晚明的四六文写作在总体上呈现为"夺一时之胜"的"鸡肋"。     

写心之旨·自传之意·小品之格——徐燨《写心杂剧》的转型特征及其戏曲史意义

清代乾隆年间徐燨创作的《写心杂剧》,在杂剧史上是一部具有"范式"意义的作品.其体制形态上由"代人立言"到"自我登场"的转变,改变了以往杂剧创作追求"自喻"的表达方式.通过自我抒情言志和高扬主体精神的"写心"作法、因自传性艺术演述凸显出来的特殊意味,以及与晚明小品灵动自然、清新隽永之艺术格调的同构对应等,都充分显示出《写心杂剧》既徘徊于雅俗之间,同时又为普通文人提供了特殊的话语空间的艺术价值.     

帮助转化抢劫犯逃离现场的行为应构成转化抢劫的共犯

1 基本案情 2006年8月14日晚22时许,被告人刘某某伙同王某、栾某某预谋后,雇徐某某的车到盘锦市双台子区今明后网吧.     

重合的意义：试论《牡丹亭》对晚明戏曲小青题材的影响

冯小青的故事在晚明广为传播,她不仅是以受难才女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同时是以《牡丹亭》著名读者而闻名.晚明出现了多部描写小青故事的剧作,这些作品均明显地受到了《牡丹亭》影响.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者故意让小青形象与杜丽娘形象最大限度地重合在一起,以使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小青.在情节构置上,《疗妒羹》和《风流院》都改变了小青传说的结局,而极力模仿《牡丹亭》的故事结构,努力使小青故事变得圆满,以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     

明代戏曲评点中的风格论

风格论是中国古典曲论中的重要内容,古代戏曲评点中也蕴藏着不少关于风格的评论。评点家对戏曲风格的评论经历了从不自觉体认到自学认识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孟尔腕的风格论,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已经十分成熟,晚明评点家对悲剧风格的认识也较深入,其中以列洪绶提出的“怨谱说”最具概括力。     

善良风俗巧断"喜事"案

迎亲路上出车祸随车女孩受重伤 2008年10月4日,是谭海涛和冯晓琳结婚的大喜日子.谭海涛和冯晓琳两家相距较远,考虑到亲朋好友赴宴很不方便,谭海涛和冯晓琳的婚宴便分成中晚两场举行.中午宴在江苏省张家港市的女方家举行,晚宴在江苏省苏州市的男方家举行.     

论明末科举文风的文学效应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明末文学家大多经过文社的培养而享誉文坛,社团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同时又从事诗文创作.社团文人的科举思维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形成明末文坛以六经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团文人创作往往借鉴时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鉴古文法入时文,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色.     

中国古代民间规约引论

通过对古代乡村民间规约演变过程的考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民间规约的历史存在形态:唐代后期的社邑规约、宋明时期妁乡约、明末清初产生的民间慈善组织规约和清代晚期的乡规,以及四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民间规约既不同于私人契约,又不同于国家法律,是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规范。民间规约是国家法律的补充,它的产生,标志着公共领域不仅为国家所独占。由于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民间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极为有限,但民间规约在组织协调人际关系、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秩序方面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士商契合与明清性灵思潮的演变

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康海和王世贞等在商贾之风的影响下转变心态,由格调转向性灵,为明清性灵思潮的孕育期;晚明公安三袁、钟惺、谭元春以及郑元勋等将性灵思潮推向高峰,其重要的动因之一是士商心灵上的契合;清代中叶袁枚、赵翼等与商贾以性灵为核心的契合,以及群体交流、领袖风范、老成气度、超旷心目上的影响,促进了性灵说的成熟和完备.商贾的活跃,尤其是士与商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是袁枚等人集明清性灵文学思想之大成的重要动因.     

明清家族司法探析

明清时期国家注意对乡里社会的控制,鼓励各地家族在自己的谱牒中制定约束族人的规范,并赋予家族尊长对这些规范进行裁断和强制执行的权力,家族司法由此产生并发展。此时期的家族法规对家族内部的司法组织、辅助人员、管辖、告诉、审断、执行等主要制度和程序都有所规范,地方官府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其司法效力。家族司法有着鲜明的特点,对古代国家州县一级的司法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光同尘中的骯髒气骨——澹归《遍行堂集》的民族思想平议

明末骨鲠之臣澹归,入清寄身僧寮,托钵募化,隐忍以生.所著<遍行堂集>成为乾隆时期文字狱严令禁毁的对象,却也为当时以至近代以来一些民族意识浓厚的学者所鄙薄.从澹归本人对其集的态度来看,有卑之无甚高论、卑之不敢高论和足堪为世导航之三途.循此去考察<遍行堂集>,可见它在许多俗滥文字的表面之后,别有玄机藏寓,体现出深沉的民族情怀和执着的民族气节.     

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制度研究

以亲、邻优先权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不动产优先购买权 ,滥觞于中唐 ,于宋、元形成制度 ,至明、清则融于交易习惯和家法族规。该项制度的产生 ,主要是受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维护宗法家族利益精神的影响 ,也与维护乡党利益、处理相邻关系及其些赋役征发的法例和习惯等因素有关。该项制度与中国古代国情基本相适应 ,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以《大明令》为枢纽看中国古代律令制体系

清代有律、有例而无令,清例沿用明令,数量虽然不大,但揭示了明代令制的去向。这一事件的性质,只有从部门法视角看,才能准确地为其定位;对清例转化明令的基本事实的分析,有助于厘清律令制发展的线索;比较晋唐宋令、元条格与明令、清例的沿袭关系,对中国古代法律部门的初始分化、法典分工及编纂等问题的理解和把握,具有重要理论意义。     

史为我用:论《隋史遗文》创作主旨及与时代之关系

隋唐改朝换代的历史,由民间说话到章回小说,历代演绎不绝。袁于令《隋史遗文》在隋唐讲史系列小说中具有独特的面貌,作者自称成书在崇祯朝。如果依据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之法则,该作品以秦叔宝四易其主最终归附李世民的故事所宣扬的乱世变通哲学,便成书不可能在明末,只能在清初。袁于令实际上是借古说今,为清初的贰臣辩解。     

《钵中莲》民间社会思潮探微

《钵中莲》传奇是明代万历民间佛教信仰高涨尤其是观音崇拜膨胀的产物,再现了民间宗教勃兴、教派众多、争拉教徒、百姓纷纷入教的乡土社会现实,反映了民间佛教信仰之上升和地方家堂神灵崇拜之下降的两大社会思潮。佛教教义深得人心,道教教义冷却人心,恐怕这是造成两大社会思潮的一大原因。蔑视礼教、纵欲淫乐的个性解放思潮,是万历时期又一民间社会思潮。《钵中莲》在对此充分展示的同时,又以严厉的手段打压着这一思潮。     

监察吏治的实现障碍——以明代监察官职务犯罪为视角的考察

与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几乎同生同长的监察制度,到有明一代,已发展成为严密细致、多层次、多元化的制度网络。可以说,一个监察系统,足以折射出明代近三个世纪的官僚政治实况。明代监察制度最为重要的特点是: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专制皇权统治的高度强化;另一方面亦体现了对监察官自身职务犯罪的全面防范。明代监察法制最具实质性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制度预防上,而这一作用的发挥,因受立法上的局限和司法上人为因素的影响而被极大地削弱了,成为明代监察吏治的实现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