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的成因分析与矫正路径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愈加突出,究其原因,除了未成年人自身身心发育失衡、家庭管教监护缺失等原因以外,还有学校法治教育薄弱、社会环境失序等多重诱因。为了矫正未成年人不良行为,解决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问题,既要从内入手,依托数据分析预测与评估改善系统,锁定存在不良行为的未成年群体,强化其责任感与道德感,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又要从外发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教育规制下,有效改善未成年人不良势头、遏制犯罪低龄化问题。     

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的起源、发展与中国化实践

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推翻的法律推定,欠缺实质正义,引入恶意补足年龄规则可以通过个体识别的方式认定未成年人的实际刑事责任能力,为刑法在低龄未成年人不法案件中的适用提供法律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责任年龄制度不足以应对当今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案件,而恶意补足年龄规则符合我国现行刑法价值理念和社会人文基础,对该规则可以借鉴吸收。结合我国现有法律制度和社会现实,可在适用范围、证明标准与证明主体等方面逐步落实恶意补足年龄规则,使该规则有效发挥作用,以此完善现行刑事责任制度。     

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保障体系的构建

解决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保障问题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对策之一。目前我国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欠缺全面、有效的保障体系。应通过国家统筹监管,以分类保障为原则,通过分类施策、分类落实的路径,实现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保障体系的精准化、制度化构建。首先,应明确"困境"的概念与分类,以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为目标,根据不同需求,分类制定不同的保障机制和策略,从而精准攻坚各类困境情形;其次,建立以《家庭教育法》为核心的国家家庭教育法治体系,并以《家庭教育法》统一指导、相关政策法规辅助指导、相关法律制度具体指导为原则,分类逐步开展策略落实及制度保障举措,从制度层面有效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家庭教育的正常、正确实施。     

日本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为有效防止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日本以刑法和特别刑法中的相关法条相配合,已经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整而成熟的规制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我国应该借鉴日本的作法,顺应国际化潮流,不仅要注重处罚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而且需要加强保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措施,通过立法加强对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周边犯罪行为的处罚,扩大对未成年男性的保护范围。     

未成年人网络犯罪表现形式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不良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态势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一些未成年人以网络为依托实施犯罪,呈现出新的犯罪形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在网络管理相关法律、未成年人专门法律以及刑事立法方面的法律规制存在一定缺陷。为此,本文详细分析了当前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表现形式,并从相关层面探讨对未成年人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     

对在线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

未成年人的个人信息保护属于特殊领域的个人信息保护,由于其主体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一般的保护原则及方法,需要进行特别的研究。本文立足于我国目前对在线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现状,借鉴美国《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主要规定及安全港规则,提出对在线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行为的若干法律规制建议。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刑法规制

当下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宽缓化规制形式,但传统的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都难以为其提供支持。对此,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条款,在对被利用一方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理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外围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从而实现了责任的合理分配。这样的规定并不违反罪责自负原则,而是基于背后的利用人在犯罪团体中的作用,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对此,应当进一步减轻未成年人的刑罚,并将负有监督过失责任监护人和帮助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全球视角下刑事责任最低年龄实践中的困境

从全球视角探讨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实践困境主要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年龄证明；对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犯罪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较低的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侵犯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参与审判的权利；低于刑事责任最低年龄的未成年人经常沦为成年人犯罪的工具等。这些困境中有一个或多个影响着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     

公益诉讼制度在未成年人中的应用研究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年进行的第二次修订,为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需求。但在司法实践中各个地区对相关政策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为更有效保护未成年人合法利益,做好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优化工作意义重大。本文首先概述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价值;其次分析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实践困境;最后探讨了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制度的优化路径。     

论我国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的法律规制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吸烟形势极为严峻。未成年人正处在生长发育的时期，身体及心智都未成熟，吸烟对其造成的损害既广泛又深远。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于禁止未成年人吸烟只是作了概括规定，没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制措施。鉴于此，必须完善我国禁止未成年人吸烟的法律规定，细化相关机关和个人的责任，依靠完善的法律手段切实遏制未成年人吸烟率上升的趋势。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采纳规则研究

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定义为：证明参与诉讼的未成年人的品格特征的证据，即引人注目的专属于某个未成年人的道德品质的总和。涉罪未成年人的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本文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品格证据的定性及采纳规则。     

《民法典》下APP对个人信息合理使用的法律规制

APP软件迅速发展,但相关法律规定和监管治理滞后,导致个人信息使用上存在混乱。APP软件对个人信息的使用需要建立合理性边界。当下,APP对个人信息使用上存在法律困境、司法困境和监管困境。对此要在法律上补强完善“知情—同意”规则和必要性规则,在司法上加强APP方举证责任的承担,形成持续、稳定、效果确定的行政监管机制。     

论未成年人律师辩护的专业化

未成年人犯罪构成的特殊性、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法定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专业化与独立化,以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的有效性,要求未成年人律师辩护应具备专业化水准。我国未成年人律师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日益受到重视,但整体上辩护效果不佳,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律师辩护质量更是不容乐观。未成年人律师辩护专业化的实现既需要国家为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又需要开展未成年人专业辩护律师队伍建设。     

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问题研究

相比普通刑事法律法规而言,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法律具有罪犯年龄、犯罪定性、犯罪司法执行等法律不健全的特征,在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上也存在着协同性不强的问题。近年以来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强奸等暴力犯罪案件不断出现,表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法律制度亟待修改。本文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法律规制问题出发,探讨未成年犯罪的刑事立法修订、刑事司法矫正方案,尽可能完善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规制体系,以期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刑法中认罪认罚规则适用研究

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步伐逐步加快,实体法逐渐完善,一些程序上的法律问题也逐渐走入法学研究者的视野中,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程序问题就是认罪认罚规则适用问题.认罪认罚规则的合法合规适用,对我国刑事案件得以公平审理以及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得到有效保护有着积极影响.因此,对认罪认罚规则适用问题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     

利益衡量与场景实践下的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研究

未成年人信息保护亟待立法及司法综合施策,目前存在保护制度失序、责任不清、可识别性界定方式单一且缺乏可操作的判定标准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事实认定较难等问题。未成年人信息在属性特征、利益衡量等角度不同于成年人信息,基于监护关系和亲权关系,承载了未成年人和监护人的双重利益。在场景方面,面对信息业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利用的各种需求,建议立法和司法应秉持细化场景规则的理论,并引导行业自律,特别是教育者对未成年人信息的知情需求、监护人对未成年人信息的保护需求、政府对未成年人信息的共享需求,亟待平衡私人领域和公众领域的内在张力。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信息建立统合式法治保护体系,破解未成年人信息保护的现实困境。     

新媒体背景下涉案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

随着我国少年司法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新媒体技术应用的日益普及,涉案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问题日益凸显。随处可见的涉案未成年人隐私被暴露于社会公众眼前,凸显了我国相关立法的缺位,特别是执行、保护措施等立法的缺位。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带来了新的契机,应当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逐步进行不公开审理制度的完善、新媒体产业的法律规制、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细化、违反法律规定的处罚、社会责任的强化等改革。     

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实证研究

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改革的深入,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提上正式的日程,这不仅为依法惩处未成年人犯罪、保护社会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更为未成年人罪犯复归社会、保护未成年人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通过对403名法官、323名公众、24名律师和1400名未成年人罪犯的调查和实证研究,笔者试图厘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相关问题,从而为我国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出一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为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新的思路。     

未成年人作证的民事司法特别保护 以未成年人参与诉讼的两种身份比较为视角

未成年人以当事人或证人的身份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因身份的不同也承担不同的责任，遵循不同的法律规则。相对而言，未成年当事人参与诉讼有较为完备的法律规则保障。而在诉讼证据规则方面则不同，未成年人作证没有得到同其作为诉讼当事人一样的司法特别保护。文章结合民事诉讼实务，以未成年人司法特殊保护为主线，比照未成年人以当事人身份在诉讼活动中的保护规则，探讨涉少证据规则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关建议。     

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的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

为有效应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失序"状态,未成年人保护刑事立法应当跳出积极主义刑法观、消极主义刑法观和折衷主义刑法观的观念聚讼,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依循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要求,推进涉未成年人不法行为的预防性刑事立法进程。提高未成年人刑法保护的制度效能,应以立法方法的"客体相应性"为导向,根据规制对象的类型学区分:在立法原则上,"未成年人实施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未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的不法行为"的刑事立法应秉持"双向保护原则"。在立法手段上,应结合规制对象的具体特征,融贯犯罪圈的设定与刑事制裁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