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丰富灿烂的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的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它是一种无形的、活态的、需要通过口传心授、参与感受等方式传承的文化遗产,包括传统工艺、民俗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空间。     

刍议本土文化意识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主要特征

文章从全球化背景中回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认识,认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源自对本土文化意识的回归。从本土文化意识的角度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特征,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核心在于保护培养传承人与传习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大学教育日益普及化的今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应当从民间走向象牙塔,发挥大学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应有功能。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新疆各民族历史的产物,它以独特的民族地域特色的“活”的形态深刻表现了它的时代印记,因此有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文化价值,对它的保护将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我国和谐社会的和谐文化建设,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对外文化交流。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化运作的可能性——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符号价值谈起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个民族历代先辈奋斗和创造的历史实录.是一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它所承栽的是整个民族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精神.无论是为自身发展,还是为了全人类,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我们必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不断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产业化运作,产业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成为争论的焦点.不可否认,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而言,现代产业化运作不见得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是否原生态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终极目标,还有待进一步商榷.产业化运作并非洪水猛兽,只要运用得当,相信一定能够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本文旨在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符号价值探讨其进行产业化运作, 以开发促保护的可能性与可行性.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模式

公法模式与私法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最常见的两种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国际法模式与国内法模式,专门法模式与一般法模式,地方法模式与国家法模式,立法、执法和司法模式。各种模式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根据现实状况的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主次关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下的文化传承研究综述

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话语下,有关文化传承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以国内公开出版和发表的学术论著为线索,着重从文化传承概念的再认识、文化传承机制的探寻、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探讨、文化传承人的研究、文化传承途径的创新探索五个方面,对近年来此语境下学界关于文化传承的研究作了综述,以期展示文化传承的研究成果和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     

达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探析

文化的仪式承载着历史,衔接着现代,是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基石。文化仪式的保留和创新实现了我们对文化生态价值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仪式保留和创新的重点,其承载着历史记忆和现代社会发展的灵感,可以唤醒人们思想情感中的活跃因素,找到对生活生产创造的源动力,激发人民群众对于现实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判定标准

2011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已形成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然而该法并未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范围,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忽略＂原生境人＂等权利人的具体利益。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范围,并不在于揭示其具体的权利内容,应是关注其权利内容的独特界限及判定标准,即文化利益标准、人权标准和非物质标准。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作为一种整合性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综合了分属不同领域的民间文化事项。我国现行法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以公法为主,公法对保护即将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精神财富,体现的是一种智力成果,这种精神财富的传承从根本上要依靠私权主体自发的行为来完成,很难纳入政府公法行为的强制行为中。所以,利用私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对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发展同样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拟从知识产权法领域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并试图构建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权保护体系。     

保护湖北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主要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制度初探

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仍然是不容乐观的,当前面临的瓶颈问题就是传承权的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的传承权,是指传承人有权利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传承给自己选择的传承人,它是一种新型的私权,同时也是传承人的义务。传承权的基本要素包括:传承权的主体是传承人;传承权的客体是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权的内容包括下一代传承人选择权、传承方式选择权和惩戒权。传承权的实施主要强调国家保障传承权实施的义务,以及传承权与相关权利的协调运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理论困境及对策探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主体难以确定、性质难以确定和独创性难以确定,对其进行立法保护造成很大难度。因此,解决这些难题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法律保护的首要前提。本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中存在的理论困境,提出几点对策建议：明确法律保护的对象、确立认定标准、确定保护主体,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提供些许理论支持。     

论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五个阶段

土家族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其优秀的文化遗产,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经历和正在经历四个阶段:自由自发的民间和精英保护与传承阶段、以经济目标为动力的保护与传承阶段、立法保护,并进入政府议题和工作日程阶段、进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建设体系阶段。只有通过第四个阶段的一个长时期的不懈努力并达到:政府主导给力,法制保障完善,经济文化协调;民众自觉意识,全民自觉行动的阶段。这才是土家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想时期。     

"名录"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制度与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各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也正在建立之中。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制度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尚未成为社会各群体普遍的制度要求。在实践中,"名录"背后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申遗"甚至变成了地方政府的"寻租"行为。这种经济理性只有转变为文化自觉,名录制度才能真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必要性分析——基于保护与传承的视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热点。旅游开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一条重要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否进行旅游开发,开发的必要性及意义是什么?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旅游价值、面临的现状以及开发的意义三个方面来回答。     

从旧州绣球产业的发展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本转换

绣球是壮族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品.近年来,广西靖西县旧州镇依托传统的壮族绣球工艺,积极发展绣球产业.文章试图从旧州绣球产业的发展来思考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资本之关联,并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本转换及运作的意义,从而希望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文化遗产旅游的真实性困境研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化遗产的选择出现转向,原来倾向于选择纯纪念性建筑物,近期更注重选择带有人文情调的遗址。因此可以明确:保护文化遗产是为了帮助人们欣赏文化遗产并受到人类文化财富的启迪,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文化遗产不再只成为代表过去的一种纪念物,而是要加强有生命力的传统民族文化的延续能力,使传统文明真正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并得到积极传承,从而实现传统文明的真正复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

本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在科技和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为地保护那些濒临消亡的文化遗产。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改造,使其适合现代消费者的口味,适合时代的需要,并带来经济效益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保护和开发利用可以并行不悖,但是开发利用代替不了原汁原味的保护和传承。     

非遗茶文化特征与茶文化产业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亦称为活态遗产,是维系文化多元性的纽带和保持创造性的源泉。茶作为我国非遗体系中特殊的文化要素,在传统戏剧、传统技艺、传统音乐、传统美术、传统医药、传统舞蹈以及民俗等类别中均有名录在榜。在相关民族建构的茶文化中,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核心地位,彰显着历史性、地方性、多样性、传承性、知识性以及经济性等显著特征。一方面,非遗茶文化作为相关文化产业的内涵灵魂,支撑和驱动着茶文化产业的品牌建构和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茶文化产业的发展又是非遗茶文化传承、保护极为重要的路径和依靠,有利于"非遗"茶文化的传播、创新和价值的发挥。     

寻求传统与当下、理论与现实的对接——论周来祥的审美文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审美文化研究一直存在两种突出的倾向:一种是关注当下生活,对文化现实进行批判,却疏于理论建构与历史传承;另一种是严格从审美视角出发,探讨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层面,却超然于人们的现实境遇。有鉴于此,周来祥的审美文化研究显出特别的意义:他的审美文化研究既讲求理论的自洽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在对传统审美文化的梳理与当代文化的描述中亦能显示出内在的关联。这种寻求传统与当下、理论与现实对接的努力,为充满断裂的审美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