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的隐私权初探——以美国为例

劳动者的隐私权是一个全新的命题,因此借鉴国外经验十分必要。在雇佣新员工阶段,美国对面试的范围进行了限制,通过反歧视法保护隐私,但是美国也规定有些行业雇主必须了解员工的刑事记录。而在雇佣过程中,对于用人单位的监控行为,比如电子邮件,摄像头监控,社交网络监控以及GPS监控,美国法院基本采用隐私的合理期待理论来判决。对于国内立法来说,首先,我们不必拘泥民法和劳动法的差异,可以借鉴民法的成熟做法。其次,当下对于员工隐私的立法国内也比较概括,希望将来可以从司法解释等方式加以完善。     

公民网络监督权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协调——以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特殊保护为视角

近年来,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发展及各种网络信息平台的普及和兴起,公民通过网络行使监督权成为一种新兴的方式。网络监督以其特有的时效性、匿名性以及自由性,极大地激发了公民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热情。但公民的网络监督权如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将导致监督权的滥用,亦不利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保护,还会造成两者的冲突。以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特殊保护为视角,探讨在互联网环境下,如何协调公民网络监督权的行使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特殊保护之间的冲突,希冀对健全监督体系、规范监督行为、完善隐私特殊保护立法有所裨益。     

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的规制

随着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的到来,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已经成为刑事侦查的必要手段,但此种行为可能导致控辩力量对比失衡和侵犯公民隐私权及个人信息安全的风险。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往往具有侵入性,具有强制侦查的特征,属于广义之搜查,因此传统以隐私权保护之逻辑对其进行规制,具体而言包括外部的令状主义与司法审查和内部的审批两种类型。但隐私权保护路径存在不足,可以通过数据权利保护的方式予以弥补,例如区分远程在线提取的一般数据和敏感数据、增强对辩方数据权利的保障、明确有关机关应承担的避免数据滥用之义务等,从而实现刑事侦查中远程在线提取电子数据制度的合理运行。     

网络实名制下的隐私权保护——以《侵权责任法》为视角

在互联网上,用户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流,获取自己需要的信息,开展跨国界的交易等。互联网的全球性特征,使其影响越来越大,在促进社会进步、解放思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网络实名制的提出,大多数网民却反映出实行网络实名制后,自己的隐私遭到泄露,也不敢随意在网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网络实名制,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要净化网络环境,把我们从虚拟的网络世界带入到一个＂现实＂的世界。实行网络实名制在我国一直是争议比较大。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视野下的电子取证——以网络平台为视角北大核心

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具有比以往更为重要的价值,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网络平台作为个人信息管理者,对个人信息进行收集、处理的同时,也要承担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与此同时,在大数据时代电子取证的环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网络取证的兴起和海量数据的增长,网络平台也逐渐成为电子取证的重要来源。网络平台电子取证的主体以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等公权力机关为主,取证客体以网络平台本身所有的数据为主。在个人信息保护的视野下,网络平台电子取证也存在很多问题,如数据内容尚未分级,取证权限没有区分,取证程序也未得到有效规制。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尚未健全的情况下,网络平台取证规制的核心问题在于个人信息保护与公权力行使之间的平衡,可以在数据分级基础上对取证权限进行规制,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对取证程序进行控制,网络平台还可以制定行业规范来协助第三方取证。     

大数据共享背景下的隐私权保护——以生物银行为视角

在生物银行即生物资料库或生物样本库飞速发展的特殊背景下,大数据共享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其实质是科学发展利益与个体人格尊严之间的冲突与平衡。以科学之名倡导数据共享蔚然成风,其必须以不侵害隐私权为底线。由于生物银行样本的海量性与共享性、样本所含基因信息的高度私密性等特征,与之相关的隐私权保护面临特殊的问题与挑战——以信息自决的障碍及破除为中心。知情同意是平衡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的核心机制,应对既有的生物银行知情同意模式加以革新,采纳以修正的动态同意为主导的多元同意模式。此外还应采取数据加密、限制访问、保密证书、诚实经纪人制度等特别的制度设计。     

电子数据认证的价值选择与制约机制——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在对电子数据的认证中,现代技术因素增强了人们对此类证据的信赖程度,强化了裁判者的内心确认,也导致案件的证明过程中,认为电子数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传统证据。在诉讼中应避免过于追求电子数据的证明效果,在认证时有必要进行公共性价值衡量,使法律规范与诉讼行为获得合理性契合,保证电子数据在刑事证据领域的有序合法运用,使这种新兴证据种类得以规范和完善。     

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以“人肉搜索”为研究视角

探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在中国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面对“人肉搜索”带来的对个人隐私的现实侵犯,隐私权以基本人权的面目纷纷进入各国宪法保护的范围。隐私权在我国仍然不被看做是一项独立的权利,在中国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我国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呈现出了单纯依靠民法保护的不足,尤其是加强网络隐私的保护更加具有紧迫性。     

基于大数据的反恐怖预警问题研究

反恐怖预警是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环节。大数据为反恐怖预警带来了极大便利的同时,也为反恐怖预警提出诸多挑战。比如,软、硬件设施,领导管理体制,相关法规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等。对此,必须从反恐怖预警信息的收集、分析、决策和执行四个阶段对上述矛盾加以克服,才能适应大数据时代的客观要求,才能适应反恐怖行动的客观要求。     

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层次化研究——以电子数据类别划分为视阈

根据依存信息技术、依存系统封闭与否等标准,电子数据有多种分类方式,不同类型电子数据以及不同条件下的同类型电子数据的提取、收集、认定方式方法截然不同。亟需对电子数据进行精细化分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电子数据取证与认定规则层次化构建。应围绕证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将不同种类电子数据的收集提取与审查判断方法具体化。针对在封闭计算机系统与开放型计算机系统的条件下的取证规则分类进行设置;针对人工输入型与非人工输入型证据的认证规则分类进行设置;根据电子数据内容的隐私性进行分类。     

电子数据技术工作在检察业务中的现状与应对——以上海市检察机关电子数据技术工作为视角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新《刑诉法》的修订,电子数据作为一项新的证据形式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本文以上海检察机关为例,从业务开展、队伍建设、基础设施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电子数据技术工作在上海检察机关的发展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阐述了笔者的一些建议和想法,以期对电子数据在检察业务中的应用开展有所帮助,满足日益增多的司法实践需求。     

《民法典》视角下隐私权保护研究——以大数据时代隐私面临的挑战及其解决为中心

大数据时代,隐私利益的发展性和复杂性、侵权事实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通过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对隐私权进行保护遇到了重大挑战。在后法典化时代,需要明确隐私利益的核心是自然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密利益和私生活不被侵扰的安宁利益,即在多元利益衡量中确定和保护社会交往的基本界限。通过承认风险和焦虑是隐私被侵害的新型损害形式,以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加大对被告安全保障义务的要求,结合人格权请求权和动态系统论的方法,在个案中协调和保护相冲突的权利和价值的解释论塑造,实现大数据时代隐私权保护和多元利益的平衡。     

大数据时代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辨析

受计算机技术及互联网发展影响,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概念先后出现视听资料、计算机证据、数字证据、电子数据证据等诸多学说。该类证据概念至少应该包含两个要素:一是证据的本质属性,即数字化;二是证据目前或将来的存在形态,即电子化。至于其载体可能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且对电子数据证据不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故将其命名为电子数据证据更为合适。据此,刑事电子数据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经过法定程序审查判断能够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电子化数据信息。深刻把握刑事电子数据证据的内涵,准确界定刑事电子数据的外延是完善刑事电子数据立法的重要保障。     

试论网络恐怖主义及其应对之策——以中亚地区为视角北大核心

网络恐怖主义的概念表述尚未统一,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的共识已经形成。伴随着网络的发展,借助于网络复杂性、多变性、虚拟性、隐蔽性以及系统安全的脆弱性等特征,网络恐怖主义呈现出跨国性、隐蔽性、成本低、破坏大、结合性等特点,并在表现形态上呈现多样化态势。中亚地区的网络恐怖主义根植于该地区恐怖主义的特性,将朝着更加便利、手段多元化、难以监控、独狼式激增的方向发展。因此,应当在强化反极端主义举措的同时,分别从微观技术层面和宏观的长远战略层面构筑中亚网络恐怖主义的应对体系。     

试论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以美国隐私权保护为参照

我国隐私权在民法中不是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只是寄生于名誉权之下,我国隐私权在诉讼法中也不是一项独立的诉因,在宪法中更没有上升为一项基本人权。在比较中借鉴美国隐私权保护的一些经验会对我国隐私权保护的完善有益。     

民事诉讼中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问题研究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电子数据的产生,各种互联网技术和软件的大量使用比如大数据、互联网平台等,也丰富了电子数据的形式和数量。然而,我国有关电子数据的证据理论和实践应用仍在探索之中,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其中有关电子数据的真实性审查认定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从审查规则、审查主体、审查对象、审查技术四个角度来分析电子数据真实性审查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一般方法,并分析具体类别的电子数据的认定方式,最后创设性地提出了以引入第三方证据保全机构来保证电子数据的真实性。     

网络恐怖主义及其防治——以犯罪学中的遏制理论为视角

利用网络实施颠覆性破坏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如何有效地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以犯罪学家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是促成恐怖主义升级为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推力;实践中恐怖组织的不断受挫和利用网络实施恐怖活动的种种便利是推动网络恐怖主义产生的外部推力.因此,创建公平、公正、和谐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是消除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遏制力量,以立法为主导的综合防治对策是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的外部遏制力量.     

电子数据证据问题探析

虽然电子数据的无痕性、易变性、开放性使电子证据极具脆弱性,但根据我国的诉讼模式、证据制度、证据规则、司法实践,以及国际立法的现状、趋势和电子商务等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可以推断出承认电子数据的证据能力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它的三个本质特征决定了电子证据的证据价值、审查判断的内容方法,都有不同于传统七种证据之处,把它归于视听资料只是权宜之计。     

国际反恐军事立法初探——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

上海合作组织在国家主权平等，军事手段和政治、经济措施相结合，尊重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等立法原则的指导下，制定了纲领性、原则性和操作性三个层面的反恐军事法律文件，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反恐法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广泛的反恐军事合作。这种合作方式不仅有效地震慑了恐怖分子，维护了地区安全稳定，而且开创了一种新型国际军事合作模式，为日益严峻的国际反恐局势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