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行政管理与电子警务模式的契合

警察行政管理与电子警务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相互契合的,发展电子警务,既需要以警察行政管理为依据,同时又需要警察行政管理在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管理体制上作出变革。在组织结构上,以指挥中心为核心形成辐射式整合实体结构,以网络平台为依托构筑纵横交错式虚拟公安组织结构,以信息共享为基础形成警务异构式整体结构。在运行机制上,形成横向联系一体化、警务行动"大协同"化、中间管理层灵活化、警务人员专业化。在管理体制上,突出警务信息的中心地位,行政管理"弃官僚化";强调自身协调,行政管理"弃政令化"。     

我国社会组织培育模式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趋势

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存在行政式培育、拟社会式培育和社会式培育三种培育模式。并且社会组织培育有两种核心取向,即行政取向与社会取向。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应探索和形成符合我国政社关系发展基本走向的社会组织培育取向,激发社会组织的发展活力,合理和充分发挥政府购买服务对社会组织扶持和培育的功能,促成社会组织培育和扶持工作多方参与局面的实现。     

科层化：科层制组织的理性与非理性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是建立在马克斯·韦伯的组织社会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国家的管理就是科层化的管理。韦伯把科层制看作是理性化的重要方面,而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我们就可以看到科层制非理性的一面,也就是说,科层制在形式上的理性程度越高,则其在实质上的理性程度就越低。     

先例判决与中国民商判例制度构建

我国有些法院试行先例判决制度 ,该制度有其积极作用 ,但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改革的更好办法是将判例法作为我国民商法的法律渊源 ,以发挥其优点弥补成文法之不足。在此基础上 ,我国应当从创制主体、程序、监督等方面构建我国的民商判例制度。     

试论我国对行政立法的监控

行政立法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行政立法对于现代国家来说,不可或缺,它能弥补权力机关立法的不足,适应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适时有效地调整社会关系,为此其利的一面;同时,行政立法又可能出现立法为恶、越权立法、立法无序、相互冲突等现象而给社会带来种种危害,此为其弊的一面。为了兴利除弊,各国在承认行政机关拥有行政立法权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有效的     

第四讲 行政组织

一、行政组织的涵义及特点行政组织,即政府组织,指政府为推行公务对机构及人员经由权责的划分所作的系统安排。我们应从二个方面来理解行政组织:其一是从动态的角度,行政组织是一个活动过程,即权责划分的系统安排活动过程;其二是从静态的角度,行政组织又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经过组织活动后所形成的。行政组织与其它社会政治、企事业组织相比,有以下特点: 政务执行与公共服务。行政组织在整个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具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国家法律的功能;另外,它又是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为社会为人民造福的组织。层级节制与结构严密。我国行政组织纵向分为若干层次。上层行政组织对下层行政组织     

行政成本与控制

以规模适度、收支规范、科学配置、高效利用为目标取向,以制度创新,整体联动,系统推进为践行方略,从多维视角入手,控制行政成本的路径是:深化行政成本的理论研究,制定科学的行政成本—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精兵简政,推进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和政事分开;优化和稳定行政组织,构造扁平化政府;规范财政开支,强化预算约束,健全行政预算监控机制;推行电子政务,建设网上政府;借鉴企业精神,构建企业化政府。     

合作型组织中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塑造

公共组织发展的历史表明,以官僚制组织为典型形态的传统公共组织形成的是权威、价格整合机制,其组织成员被整合为依附性和工具性人格。合作型组织吸取传统组织整合的优势,以信任为主导因素,形成权威、价格和信任三维有机的组织整合机制。在此整合机制中,行政人员的自我同一性与组织同一性达到有机统一,最终被塑造为独立人格。     

公共行政研究方法及其走向评析

纵观百年公共行政发展过程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理性思雏与经验的实用分析方法是其显著特征。本文认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在保持现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应引入哲学的形而上的反思与批判的研究方法,以提高公共行政方法研究的层面与视角;引入理性与非理性相统一的研究方法．以克服单一的理性思维与正向思维的研究方式与方法;引入伦理的研究方法,在尊重科学性的基础上,打破行政的以个体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结构,调整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良性的社会导向机制。     

破解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几大难题

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     

犯罪防控主体非理性行为的法理分析--社区治安治理中的警察行动权利分割及实现

自利性和社会性共同构成警察组织的客观生存与发展状态,决定着警察行为的基本路向--理性或非理性.而警察自身和社区公众对警察二重性的认识和态度又决定着警察行动权利分割、平衡及其政治合法性.现实的警察非理性行为既来源于警务产品生产与提供过程中因警察与社区权利关联人在权利分配方面的意见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的行为取向,也来源于警察在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对治安政策和警察制度的规避.科学认识和有效控制警察非理性行为的基本问题是有效防止或减少警察及其行为指涉、影响对象在治安行政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发生的不合理、不合法的权利转手.     

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及其在后现代的发展

西方古代和近代哲学也涉及到非理性问题,但都只是作为其理性主义哲学的从属和辅助内容而在哲学中占有一席地位,它还没有形成一股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现代西方不少哲学家一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把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转向非理性问题,宣扬非理性主义、形成了较全面和系统的非理性主义思潮。这股思潮的主代表人物有唯意志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和尼采、生命哲学家柏格森、精神分析哲学家弗洛伊德、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等。     

新公共行政的民主行政观探析

本文集中探讨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内涵,认为公共性是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的逻辑起点;社会公平是其核心内涵;而实施组织变革,建立动态的、以服务对象为重心的组织形态是实现民主行政的组织基础。文章最后还分析了新公共行政民主行政观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非理性行为的双向效应分析

公共组织缺乏一种巩固的、理性的组织框架,即使是最负有天才的管理者也会处处受掣肘;如果只是受狭义目标的驱使,缺乏想象力、创造力,那么在创新方面就会受到局限,使组织丧失竞争力和活力。组织系统运行效能取决于在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和冲突中求得平衡。对于确定性目标,组织应以理性管理为主;对于不确定性的管理目标,需要以非理性方式为主,善于使用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来应付未知的变化。     

服务服从 协助协调 办文办事——秘书长工作的特点及其职责探究

<正>人们通常把某一组织中为领导工作服务的综合性办事机构称为办公厅(室),其负责人称为秘书长或办公厅(室)主任,层次较低、规模较小的单位称秘书处(科),其负责人称秘书处(科)长(以下统称秘书长)。准确把握秘书长工作的特点,明确界定秘书长的工作职责,对于做好秘书长工作至关重要。一般来说,秘书长工作有以下特点:1.鲜明的政治性办公室是一级组织的要害部门,作为一级组织的行政首     

政策制定与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表明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责任、权利以及治理的观念。从其意义上看 ,公民参与可使政策制定所需要的智慧、知识以及信息得到相辅相成的运用 ;公民参与能够确保政策的正当性 ;公民参与有利于发展组织的凝聚力 ;公民参与以全体组织成员的合意为前提 ,有助于政策执行。公民对政策制定的参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从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看 ,立法听证会、行政听证会、政策研讨会、“赛博”(cyber)等 ,都为公民直接参与政策制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也对中国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有一定启迪。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改革总体中,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部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地位,是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织保证和强有力的推进器。要冲破体制性障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变无限政府为有限政府;加快体制创新,实现“内涵式”发展;加强依法行政,转变传统的治理模式;建立一系列高效的行政运行机制。     

亚里士多德人性论思想浅析

在人性观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同时他还认为人性中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正因为人类有非理性的一面,因此应该用代表理性的法来规范人的行为,这样可以减少非理性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只有全方位理解和掌握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才可以客观全面评价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亚里士多德人性论思想浅析

在人性观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同时他还认为人性中包含着理性和非理性两个方面。正因为人类有非理性的一面,因此应该用代表理性的法来规范认得行为,这样可以减少非理性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只有全方位理解和掌握亚里士多德的人性观,才可以客观全面评价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政府组织规模与行政成本的财政思考

合理确定政府组织规模,节约政府行政成本,构建一个成本低廉、运行高效的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当前深化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本文从合理政府组织规模的测度入手,对我国目前政府组织规模的现状、政府行政成本及增长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界定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资源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