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贿选"事件频发看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近年来地方选举中“贿选”事件的频频发生 ,既是贿选者扭曲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升迁动机产生的恶果 ,也与部分选民及人大代表政治权利和责任意识淡漠有关 ,更是有关制度的缺陷和操作中的变形所致。“贿选”事件频发反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中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表明了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的紧迫性。发展和完善人大制度 ,既需要转变观念和提高认识 ,更需要改善党对人大的领导 ,并完善选举制度和加强人大自身建设。     

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民众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会是新加坡的权力中心和最高立法机关。从1959年起赢得大选并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多年来充分发挥和利用国会议员接见选民这一制度优势和作用，始终保持人民行动党在议会中的绝大多数议席。新加坡国会议员接见民众的制度，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改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县(区)人大代表直接选举的调查及其分析

县（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是中国公民最广泛、最直接的政治参与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石。本文以对选民的问卷调查所获得的资料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理念、参与过程、参与技术予以理论探讨，并进而提出提高我国公民政治参与综合素质的必要途径     

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的几点设想——以我国基层人大为例

代议制民主是中选民选出代表行使权力的间接民主.因此,代表与选民的关系成为代议制民主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密切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是完善我国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内容.我国基层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存在诸多隔膜,集中体现在代表选举、代表履职和代表受选民监督等环节,导致人大代表不能切实地代表选民的患忐和利益.通过完善相应的制度可以密切人人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     

论社区选举中选民的知情权及其实现

社区组织选举成为我国公民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因此 ,保障选民的知情权 ,确保选民参与的有效性不但是社区选举中急待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 ,而且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实践问题。本文主要探讨了选民知情权的涵义、内容及其实现途径。保障选民的知情权是维护选民的合法权益 ,确保选举结果权威性和合法性的关键所在。     

论影响公共政策制定的因素——基于选民自身素质的视角

公共政策的制定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高素质的选民是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的重要前提。本文从公共政策的概念入手．分析了选民素质影响选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原因，认为经济条件、传统文化、选民受教育程度和决策体制是影响选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制约因素，并就提高选民素质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选民行使罢免权不力的原因分析

选民依法拥有对自己所选代表的罢免权,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在我国,选民罢免人大代表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也鲜有人大代表因不作为或履职不力而遭罢免.将对选民行使罢免权不力的原因进行分析.     

关于县、乡换届选举中的几个问题

选区是选民进行选举活动和产生人民代表的单位,也是代表联系选民开展经常性活动的基本单位。关于选区的划分,《选举法》第二十二条规定“选区可以按居住状况划分,也可以按生产单位、事业单位、工作单位划分”。具体地讲,我省划分选区的原则是:尽可能便于选民参加选举,便于选民了解代表候选人和监督代     

欧洲议会选举结果说明了什么?

欧洲共同体十国于六月中旬举行了第二次欧洲议会选举,由各国选民以直接普选方式选举各自的欧洲议会议员。这次选举虽然不能左右各国政局,但它涉及近二亿选民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国选民的政治倾向、各政党的威望以及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     

台湾选民的投票行为

选民投票理论——生态学研究路径认为，选民的个人特质如族群、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对其投票行为影响至关重要。笔者通过整理2000-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三次选举相关资料，及目前所公布的2012年1月选举民调资料，发现台湾选民的个人特质对其投票行为的确有重要关联。     

理性、非理性与民主失灵——读卡普兰《理性选民的神话》

选民的行为模式,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重要的研究课题。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一书中,运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论证了系统性偏见的广泛存在,提出选民"理性的胡闹"而非"理性的无知"是导致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根本原因,揭示了西方所推崇的民主制度失灵的内在逻辑,体现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新进展。但其逻辑框架和政策建议也存在一定局限。     

乡镇长直选的社会基础问题研究

乡镇长直选必须要依赖一定的社会基础才能成功,从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安排、选民的社会地位和选民的政治心理四个方面分析乡镇长直选的社会基础条件,可以给我们观照这一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选民投票行为:理性,抑或非理性——公共选择学派的投票理论述评

在代议制民主政体中，选民投票行为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选民扮演着一种政治市场上的经济人角色。但在大集体活动中，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在现代社会通行的多数票选举规则的约束下，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完备性、个人选择的不确定性、选择结果的强制性以及损益的公共性等方面因素的影响，选民往往会表现出“理性而无知”的政治冷漠心态。文章指出，选民是否参加投票都是基于个人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的结果；而要对之施加良性影响，必须改革不合时宜的政治制度和选举制度     

一切权力归人民

2011年7月1日，江西瑞金叶坪村风和日丽，村民们围在村头公告栏前专注地看着选民榜，查看自己的名字。过些天，他们将同全国数亿选民一样，投票选出本选区新一届县乡人大代表，行使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     

美国青年“远离选举”现象一瞥

作为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力量,美国青年选民在历次大选中的投票率及投票倾向代表着美国社会的未来政治心态和走向。近年来,美国青年在大选中的表现呈两大趋势:第一,与其他年龄段的选民群体相比,青年的注册率、投票率及占总投票比率都最低。第二,自1972年以来,美国青年在大选中的注册率、投票率及总投票比率呈不断下降趋势。尽管1992年大选青年参与情况一度有所好转,但总体趋势设能改变。美国著名的民意测验公司皮尤与新闻人物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00年大选中,美国18至29岁的青年只有55％进行了选民登记,而他们父辈的登记率却高达87％。“选民新     

美国人的当官必修课

美国总统大选的＂戏＂,如今正越演越热闹。候选人全力在选民面前＂表演＂,一会儿口若悬河,一会儿幽默风趣,但这些可不是＂纯天然＂的,而是经过长期训练打造出来的。参加各级选举的政客们往往经过专门学校的培训,这样在应付选民和媒体时,言谈举止才更得要领,不被淘汰。     

论选举意识和人大代议制度的互动

近30年前,我国的基层民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实行县、乡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从更高的要求来回顾和总结,选民的选举意识并没有随之而提高,从某一方面来说,这凸现了基层人大代议制度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显现。其中的原因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在我国政治传统中,代议政治一直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另外,政治动员型的选举无形中既削弱了代表的代议压力,又不能积极推动选民的选举动力。因此,在新的社会发展条件下,应该同时促进基层人大代议制度和选民选举意识的提高,这两者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     

1993年中国五级政权换届

8亿选民参加选举 1993年,中国政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大事,就是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五级政权都要进行换届选举。按奴我国法律规定,在这个时期里,全中国有8亿选民参加选举,选举出360多万名各级人大代表;代表选民意愿的各级人大代表,将选举出各级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各级人民政府、法院、检察院的领导人员。 截止记者发稿时,出席八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已全部选出,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确认后,将出席于3月份召开的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理性人寻租:我国公民选举权异化问题及其破解之道——以衡阳人大代表贿选案为例

选举过程中的贿选行为是选民与候选人双方合意共谋的结果,如以选民为主体进行考察,则可将其概括为一种选举权的异化。这种异化在候选人长期的买票及竞争推动下会发生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化,表现为公民作为理性人的权利寻租。这种寻租行为本质在于我国代议民主机制的不尽完善及选民选举权行使的应然利益诉求与实然利益回报之间的巨大分歧。解决这一问题,确保公共利益的实现,需要提高我国的选举法治化水平,从培育公民公共精神、增强公民身份认同及加强选举过程监督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     

合作抑或冲突:选民与代表相互关系理论评析

选民与代表的关系是选举理论要涉及的最核心问题。对此 ,历史至今形成了委托说、代表说、冲突博弈说等众多的选举理论流派。文章从选民与代表之间属合作或者冲突关系这一崭新视角对这些基本的选举理论进行了历史的比较分析 ,旨在探讨它们对代议民主理论、选举理论及实际的选举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