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携手到分裂——周作人与陈独秀之间的交往

周作人是鲁迅之弟,周建人之兄。他一生走过了一条曲折而复杂的人生道路。二十年代前后,作为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的周作人,与早期共产党人陈独秀曾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 1 周作人初识陈独秀,是在1917年4月10日,那是他到北京的第10天。周作人经鲁迅等人推荐,应蔡元培之邀,来北京大学任职。他原想到北京大学教希腊文学与英国文学,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蔡元培的历史功勋

梁漱溟先生晚年在忆及蔡元培时说：＂如果不是蔡元培任校长,就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潮而来的。＂而这一切又都得益于蔡元培为北大制定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历史应当铭记这一伟大的功勋。     

陈独秀与蔡元培的交往

1940年 3月 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也已是个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老人。“人生自古谁无死”。他已历经艰险、出生入死,对待生命的终结,再已没有那种惊恐、慌张的心态。但是,对于蔡元培的逝世,他却有着深切的哀悼和思念之情。当北京大学发出蔡元培纪念文章征集时,他立即抱病撰写《蔡孑民先生逝世感言》,深情地回忆起俩人近四十年的交往经历,并抒发“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 1940年 3月 5日,蔡元培在香 十二年(1896 年),他总算通过县 命。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 考、府考。院试时,试卷…     

见证一个历史潜在的内涵——陈独秀与蔡元培之间的情感

无论是蔡元培，还是陈独秀，许多人都很熟悉。对于陈独秀，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方面，还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方面来讲，他无疑都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就中国近现代史，还是当代历史，把他的名字与今天仍然是年轻人向往的学府——北京大学联系在一起，无疑是为大家所熟悉、且充满崇敬之情的!     

蔡元培与中国共 产党

蔡元培是中国共产党所敬重的朋友,这不仅因为他是辛亥革命的先驱者和著名的教育家,更重要的是他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塑造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校风校格可以使马克思主义作为学术自由讨论,从而聚首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启蒙者,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便是由这些人来担当的。蔡元培和中国共产党也曾有过不愉快的“过节”。但是,他在晚年主事民权同盟、投身全民抗日救亡运动时,又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声应相求、殊途同归了。蔡元培一生救助过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史应该铭记他的不朽功德。“诸君不可视蔡元培为一书生,当视为十万雄师……”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后,给大学下了最精辟的定义,他说:“大学者‘囊括     

蔡元培与五四运动

发生于80年前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运动”。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就不能不想到坚定的民主主义者——蔡元培先生。 说起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就得从他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谈起。 蔡元培,浙江绍兴人,生于1868年。前清曾任翰林院编修,但他自绝仕途,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中。     

陈独秀与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的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于1898年。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改名之初,校内封建官僚习气依然如故,学生多是仕宦子弟,他们来此读书,无非是为日后的官运仕途谋一身价和资格。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将北京大学腐蚀得乌烟瘴气、混浊不堪。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莅任之初,便表示要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改造旧北大。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蔡元培（１８６８－１９４０），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早在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失败时，他就毅然起来反对清王朝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１９１７年至１９２３年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中国历史经历了轰轰烈烈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五四运动的掀起和爆发，应该说北京大学爱国师生是发起者和首倡者。五四运动前后，作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竭力废除封建腐朽的教育制度，大力倡导近代民主和科学的教育思想，选用大批具有先进思想和博学多才的知名学者专家…     

因《新青年》结缘的钱玄同与陈独秀

陈独秀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钱玄同已执教于北大。他们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后又为《新青年》同仁。钱玄同自称是《新青年》的＂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其实,就《新青年》所揭橥的文学革命,陈独秀可谓主将,而钱玄同则是奋勇直前的急先锋。     

梁漱溟与毛泽东“唱反调”

梁漱溟,桂林人,年少敏于学,24岁应蔡元培之聘,当上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便成了名满天下的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号称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儒”。毛泽东与梁漱溟二人同庚,他们初识于1918年,在杨开慧的父亲、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家里,那时毛泽东只是北大图书馆的一个小职员。     

北大“功狗”傅斯年

北京大学原校长蒋梦麟在《忆孟真》（傅斯年字孟真）一文中回忆说：“12月2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即傅斯年）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     

蔡元培的广纳人才与北京的人才吸引

中国的高等教育肇始于北京的京师大学堂,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则是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的北京大学。蔡元培先生对中国近代政治、学术文化及教育方面的贡献是独特的,他是中国现代大学的接生者,他“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气魄和胸怀,尤使其声誉恒远而不朽。蔡元培为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培养了许多栋梁之才,毛泽东、邓中夏等都曾是蔡元培的学生。1940年蔡元培逝世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他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辛亥革命后,面对国事的衰微,很多有识之士认为袁世凯的称帝、复古是国民的愚昧所致。蔡元培也认为“吾人倘从教育入手,未尝不会使国…     

胡适先生之“误”

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是胡适先生的学生,他曾经用“讨鱼摸虾,误了庄稼”来为他的老师惋惜。唐德刚教授所说的“误”,实指什么我们无从知晓,不过,根据有关文史资料和胡适先生的故旧回忆,他的“误”大致可见以下几个方面。 一、错误胡适先生1917年留美回国后,8月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不到两年,“五四运运”爆发了。当学     

蔡元培：绝不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最早提出并实践“教授治校”主张的当属蔡元培。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造，开创了中国教育的新纪元。     

蔡元培与中国共产党

蔡元培不聘请陈独秀、李大钊，北大就不会成为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地方。蔡元培任校长前，北京大学—仍晚清封建衙门的旧习，可谓陈腐不堪，改革旧北大成为他义不容辞的使命。北大改革千头万绪，文科改革理应率先垂范。可是，文科学长久乏其人，蔡元培为此犯愁。一次，他走访北京医专汤尔和与北大教授沈尹默时，谈及此事，汤、沈二人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并以１０多本《新青年》相赠，称陈独秀“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蔡元培和陈独秀有过交往，他们都曾是爱国协会会员，同在上海的一家实验…     

中共早期党员袁振英充满传奇的青少年时代

袁振英这个名字，除专门研究中共党史的人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袁崇焕的后代，曾是北京大学的高才生。加入过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是辜鸿铭的得意门生。他曾作为陈独秀的弟子，     

文科学长与北大校长

正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也已经是心力交瘁、疾病缠身。"人生自古谁无死"。陈独秀一生历经磨难、出生入死,对待生命的终结,早已有坦然面对的心态。但是,对于蔡元培的逝世,他却有着深切的哀悼和思念之情。蔡元培因办报而认识皖城志士陈独秀光绪九年(1883年),16岁的蔡元培考中秀才;1889年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     

北大红楼：红色序章从这里揭开

<正>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和北河沿大街的交口处，矗立着一座建成于1918年的四层建筑，这里是当年北京大学文科教室、图书馆和校部所在。因这座楼由红砖砌筑、红瓦铺顶，故被惯称为红楼。走进红楼，我们便会发现，它不仅披着红色外衣，更承载着红色历史、浸染着红色精神。1917年，陈独秀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红楼建成后，他就在二层办公室办公，这里也逐渐成为陈独秀提倡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阵地。     

蔡元培对中共初创的包容与猜疑

正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各种学说,可以在北大自由讨论。他的大学理念是:"‘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履任之初,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聘请《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新青年》因之由上海迁到北京,并成为北大同人刊物。于是,民主与科学、文学革命、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乃至中共创立等,都成为相因而至的必然。     

陈独秀与蔡元培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这时,僻居四川江津的陈独秀也已是个心力交瘁、疾病缠身的老人。“人生自古谁无死”,历经艰险,出生入死的他,早已将之超然身外,无所谓惊异和不堪。但是,对于蔡元培先生,他却在公义和私谊上,“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当北大准备登载公祭蔡元培先生特刊时,他应嘱撰写《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深情地回忆起他们俩人近40年的交往经历,对蔡元培的人品风范,表示出感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