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当代价值及研究现状浅析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基础上诞生出来的一种法学思想,该法学思想不仅强调法律的阶级性、民主性,并始终秉承服务于人民的阶级立场和将法律是否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作为评判其效用的重要标准,另外,马克思主义法学还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实践性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其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生命力,无论是丰富当代法学...     

法治视角下的侦查形式价值研究

法治社会需要各项法律制度符合法治的要求。侦查价值作为侦查程序的观念指导,在整个侦查制度的建构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侦查形式价值,作为侦查价值体系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许多符合现代文明法治社会的价值因素。本文通过对形式价值因素的讨论,以求有助于现行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

认识论是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追求客观真实是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之一。认识活动是判决的基础 ,构成了诉讼活动的主要内容 ,其中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证明活动的就是通过举证、辩论达到说服裁判者使之形成特定认识的活动。证据法的另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法律价值及其平衡、选择理论。本文批驳了贬低诉讼中认识活动的意义和将认识论摈除于证据法学理论基础的观点 ,对于证据规则的工具价值进行了正面阐述 ,并对于马克斯·韦伯的“形式理性”的概念进行了诠解 ,同时提出了证据法价值的多元论观点 ,指出对于存在冲突的法律价值应依特定的标准进行权衡和选择。     

试论法律程序的价值

坚守法律程序的正义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一个环节,也是我国制度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过程。本文首先从法律程序的涵义及其意义的相关概念出发,讲述了法律程序的遵循法律程序对法治建设的意义。然后对法律程序价值的正当性进行分析,并具体阐述了法律程序价值对我国法治目标的实现及法律程序价值为诉讼结果提供正当性基础。最后明确了我国法律程序价值的理论构想。     

现代西方国家法学理念的变迁与价值整合

健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这一论判不仅已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所证明,而且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依靠法治而促进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的例证可以说俯拾即是。     

试析法学研究中的价值消解行为

法学研究中的价值消解行为，属法学研究群体内部无意识的非理性阻却法学发展的行为。这一行为割裂着法学理论研究价值追求与价值实现的统一。作者认为，中国法治之不兴，法理之滞后，概因于此。消解行为表现在：经典著作运用上的教条化，法理问题的政治化，评判标准的单一化，视域的固定化，意义的宽泛化，理论抽象的极端化，说明体系的程式化，学术品格的超然化等     

程序价值理论的四个模式

<正> 程序价值理论主要研究人们在评价和构建一项法律程序时所应依据的价值标准,以及人们在通过法律程序实施法律时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根据现有的资料,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理论的研究,始作俑者当首推英国大学者杰罗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在19世纪早期,边沁即开始了对证据和法律程序问题的研究。他曾以其对证据法研究的杰出贡献闻名于世,并提出过“证据应被自由地采纳而不受复杂规则的限制”等著名观点。然而,边沁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对证据法的技术性分析,他提出了有关法律程序价值的一般理论,并对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程序法的价值目标以及功利原则对法律程序的制约等问题首次进行了分析。从那时以来,有关法律程序价值问题的研究著述不断出现。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这种研究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     

从三大法学派到综合法学

法律是价值、形式亦或是社会事实?在西方三大法学派围绕这一问题上长期论战、轮番兴衰之后,三大法学派彼此间有了相互接近的趋势。在这种趋势下,解决愈加纷杂社会事实的需要促使了试图构建一个综合的理论体系来融诸法学思想于一家的综合法学派的诞生。     

环境法与环境法学研究专题——以法律思维研究环境法学——略谈环境法学研究方法

在中国现阶段的环境法学研究中,表现出一些以非法学方法研究环境法学问题的倾向,包括以国家政策或领导人讲话为基础阐释环境法律的“行政解释学”倾向,以成本一效益为唯一分析方法而排斥其他研究方法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倾向”以及在环境科学、生态学不断发展背景下,不同学科话语转换缺失的问题倾向。这影响了环境法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造成环境法学研究成果难以被法律实践所应用。环境法学是法学学科的一个分支部门,在研究目的及研究和应用方法上必然应当具备法学的特质。法学研究以实践为基础,主要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在方法上注重运用以权利义务分析为根本特征的法律思维。因而研究环境法学应当遵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法律思维解决价值判断问题。     

程序的价值视角——对季卫东先生《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的质疑

对法律程序的认识,存在程序价值主义与程序工具主义两种不同的观点。季卫东教授在他的《法律程序的意义》一文中提出“程序没有预设的真理标准”,“应淡化决定过程中的道德论证”。笔者以为,季文在强调程序的技术性时忽略了对程序本身伦理基础的深入探讨。以季文的影响力,易强化国内程序工具主义的倾向。是作此文章,以重申程序自身的价值意义,并试对程序价值偏差进行阐述。     

军事法价值论

军事法价值是包含着人的价值预期的军事法,在与人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对人的作用;军事法价值的要素包括主体、客体和要素三个方面;价值取向就是在价值方面的选取方向和目的性追求,我国军事法的价值取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文明、责任和道德。     

经济法的法价值范畴研究

本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证了经济法的法律价值 ,认为经济法的法权价值在于对权力的规制 ,资源价值在于追求发展公平 ,而社会价值则在于维护经济安全     

罗马法的借鉴价值

罗马法作为人类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法律体系,流传至今仍不减其影响,关键在于它的借鉴价值。它随着罗马国家的形成应运而生,顺应罗马政治、经济的需要不断发展,随着东罗马帝国的灭亡逐渐衰落;但由于特殊的历史需要,罗马法在中世纪又获得“复兴”。其历史源远流长,以至达到了一个非常发达的程度,它以比较成熟的法学理论、深刻的法律思想、科学的法律体系等特色赢得了世人的瞩目。与此同时,罗马法的内容极其充实,它的很多原则和制度被近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所借鉴。不言而喻,罗马法对我国法制建设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研究罗马法所得出的结论对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法律的内在价值与法治

"法治"(Rule of Law)无疑是最具吸引力的政治理想之一,但它同时也是最具争议的政治和法律概念。法治的吸引力和法治的概念问题应当同步解决,因此必须仔细考虑"法律的价值为何"的问题。由于价值存在着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之分,因此强调法治的吸引力,必须将法治与内在价值的概念联系起来。同时,由于内在价值可以被划分为固有的内在价值与构成性的内在价值,并且后一种内在价值才是法治的基础,因此一种形式主义的法治主张必然应运而生。     

关于我国法律教育的思考

法律教育在中国的普及程度从表面上看是令人振奋的,但由于受我国教育制度某些固有弊端的影响,并没有体现出法律教育所应有的特色。由此,从内容到形式方面调整我国的法律教育,是我国发展教育的当务之急。     

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取向

经济法的价值具有多元性 ,但当其多元价值发生冲突时 ,经济法应当以效益作为其基本价值。以效益作为经济法的基本价值不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而且体现在经济法的具体制度中。经济法效益价值可以通过经济立法、经济执法和经济司法等途径得以实现 ,并与经济法其他价值存在连动互补关系     

重构法的价值基准

将“人的权利”作为学界公认的法律价值基准,其本身存在着法的目的与其二元论哲学基础的背反。在权利本位学说主导下,传统法的价值基准决定了法律的伦理基础是利己主义的,而以人类自私为正当性的法律价值基准实际上是人类沙文主义的一种表现。21世纪构建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秩序的要求必然导致法律价值基准从“人权本位”向“生命本位”的转移与重构。在新的法律价值基准中,人的权利不再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排斥,而是对其他生命权利的包容和支持,人将构成其他生命在法律权利方面的代言人。     

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考察

和谐是人与社会存在及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中国古代传统法律文化中蕴涵着忠孝、诚信、贵和求安、关注生命、化解争端等内容丰富的和谐精神。通过对以"天人合一"、"贵和"、"以德配天"为原点的和谐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进行梳理,发现中国传统法的传承,均以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首要目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神,所追求的乃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中国传统法中,和谐价值内涵是通过礼治、德治来体现的。中国传统法之和谐价值的基本体现就在于,既肯定冲突与不和的现实存在,又在不和中求和,在维护君主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前提下,整合一个个对立的矛盾关系,以天理、国法、人情的融合来定分止争,谨慎用刑,息讼止讼,分配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     

论公司法的和谐价值

公司是一系列利益关系的连接体。公司法旨在通过对各利益相关人行为的调整,达到以公司为核心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发展。和谐因而成为公司法所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公司法应特别注意公司与其他社会组织、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协调。明确公司与各利益相关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并尽量达到平衡,是公司法实现和谐价值的基本途径。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研究

中国古代法律形式结构要素的变迁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合理化、形成具有特色的中华法系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影响。中国古代成文法的法典化、法律解释的多样化和判例法的非主流化是法律形式变迁的基本特点。三者在不同时期出现过以某种法律形式为中心的发展,但都暴露出各自缺点。明朝至乾隆年间,是三者的综合时期。乾隆朝时形成了以成文法典为纲,可变性较强的条例为主体,及时性、特殊性和准确性为优势的判例制度为补充的法律结构。三者形成了各有分工但又相互制约、相互补充的法律形式结构体系,使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建设上形式结构完成了合理性、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