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东北亚共同体的方向：超越文化共同体而走向人类安全共同体

韩国政府和学界在近十年内为构建东北亚共同体作出了不少努力,可是中国和日本却乏善可陈。中国学界就东北亚共同体的研究成果较少,内容也较粗泛。庆幸的是,中国领导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重新进行评估,同时借用软实力展开对外政策,以北京奥运会为转折点,世界各国及韩国对中国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构建东北亚合作圈或共同体的努力和探讨过程中,若以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作为手段或途径,很可能导致陈年旧账死灰复燃并扩大,使人怀疑其别有用心。东北亚共同体应排除强国的利己目的,使其发展为可以相互制约和均衡的较松散的合作共同体。若有积极性,可建构包括环境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以及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和＂人类安全＂在内的＂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来增强东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交流。     

构建“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中的人类安全议题和国际机制探索

韩国朴槿惠总统自从2009年以来提倡"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向美中等国家寻求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就是以韩国和朝鲜为主,包括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亚太国家和非国家行动主体,培养非传统安全或是软性安全热点问题合作。但该构想存在许多问题,如美国是否作为参与国加入,议题是否包含传统安全和制度化水平问题。如果美国加入,那么,东北亚区域固有的人类安全议题的选择混乱或将引起东北亚的认同性危机;议题的最终目标如果是传统安全,那么非传统安全或软性安全的重要性将被削弱;在制度化水平方面,习惯和惯例的制约性和实效性将成为问题。本文提出了作为东北亚区域内国家间的和平合作体,形成针对人类安全议题的"东北亚人类安全共同体"的方案,研究人类安全理论和国际机制并验证了其合理性。由此,确认了仅限于东北亚国家之间的人类安全范围内形成共同体的合理性。     

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意义、现状及路径

加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是中日构建建设性安全关系的一条有效路径。它对缓解中日间可能的海洋战略冲突、增强防务部门间的“行动互信”,以及建构更为积极的地区安全格局乃至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中日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政策理念上基本一致,而且同时参加了大多数相关国际条约和对话及合作机制,但依然存在发展不同步、双边机制不完善、联演联训密度和深度不够等系列问题。中日应在总体合作框架、具体对话和合作机制、合作领域先后次序以及联演联训类型模式等方面,强化双边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     

朴槿惠政府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具体化和改进方向

2013年2月上台的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一项新的外交政策,即"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并在国内外进行广泛宣传和研究。"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为了解决包括区域外国家美国在内的,东北亚区域内各国间的"亚洲悖论",以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软安全"问题为中心,开展多边对话机制,并致力于最终形成一个东北亚安全共同体。但该构想尚处于理论起步阶段,对合作(安全)议题、区域范围(参与对象国)、行为主体、国际机制(制度化)、推进战略等问题没有具体界定,距离政策化也还有一段距离。其间朴槿惠总统(政府)向美国和中国介绍了"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但仅得到美国的消极理解和中国原则上的支持,并没有得到对该构想的实质和具体内容的理解和支持。"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应要进一步具体化、理论化,以此来得到东北亚各国一致认同且可实践的国际合作体制。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

本文论述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的开发既有利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安全,但又会引发利益冲突,这一问题的安全化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安全化是各方利益相互博弈以达成妥协的过程,也是一种合作安全的社会建构过程。通过安全化,在横向关系上,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彼此间展开利益的讨价还价而逐渐达成妥协与合作;在纵向关系上,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权益得到国家的关注。但本文也同时指出,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争端最终走向去安全化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它与安全化过程构成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韩美海上安全合作相关问题分析

韩美海上安全合作是韩美同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60多年的发展,合作范围有所扩大,合作内容逐步丰富。但是,韩美海上安全合作也存在能力建设和预算制约等难题,并且同盟战略目标的错位由来已久。即便如此,韩美两国仍会在纷争与调整中增强海上安全合作,合作的目标和针对性也会更加明确,但是韩国的能动性仍很难增强。韩美海上安全合作的深化是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级的原因之一,同时也会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威胁中国国家安全。中国可考虑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平台,构建东北亚海洋和平安全对话机制。     

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合作

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是综合安全的两个基本方面。近年来 ,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突出 ,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转化的可能性增加。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使各国在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增多。国际安全合作应树立新安全观 ,注重共同安全 ,注意标本兼治 ,维护综合安全。中国需要在若干方面与各国增进共识 ,倡导符合共同安全利益的新观念 ,探索适应形势变化的新举措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是其安全保障问题。虽然安全合作并非"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内容,但"一带一路"能否顺利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海洋安全环境的关键性区域,"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有两条涉及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海洋是中国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各方都需要和平稳定的海洋安全环境。另一方面,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的挑战,双方存在合作的必要性和基础。在海洋领土争端等传统安全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在海洋非传统安全领域积极探索切实可行的合作议题及方式,以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增量来培植各方的政治与安全互信,可为"一带一路"建设塑造良好的政治与安全环境。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合作平台,以构筑和保障海洋互联互通网络安全为合作目标,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可以从保障海洋航道安全、打击海洋跨国犯罪、实施海上人道主义救援和海洋自然灾害救助、维护海洋生态安全等领域做起,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海洋安全合作格局。     

东南亚地区的反恐形势与安全合作努力

以8月5日印尼万豪酒店爆炸案发生为信号,东南亚地区恐怖主义袭击在2003年进入新的活跃期.这与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反恐行动",东南亚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关系.面对现实的安全威胁,东南亚各国政府在加强地区合作,增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方面逐步形成共识,并且开始酝酿建立新的地区反恐机制和包括非传统领域的安全共同体.     

中国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层次性与应对

由于在概念界定上存在争议,导致非传统安全所涉及的问题不断增多。本文提出,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应以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据中国的国情及目前面临的非传统安全的特点,将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的非传统安全议题,涉及的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关键利益;第二层次主要涉及社会安全问题,是国家的重要利益;第三层次涉及的是人的安全。针对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需要制定相应的战略与政策。对中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分层次研究,能够避免在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盲目乐观或过度反应,明确不同层次的非传统安全议题在决策日程中的地位,从而更加合理地配置和使用资源,提高中国应对此类安全问题的能力。     

东亚安全:合作模式与结构

在安全体簇生的东亚地区,并存有美国主导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东盟地区主义式安全合作、中国倡行的多边协治式安全合作等三种安全合作模式,其中,美国的东亚联盟体系式安全合作模式在复合型的东亚安全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东盟和中国所倡行的安全合作模式,还停留在安全合作观念倡导和通过集体联合来尝试性建构地区制度性安全纽带的层面。东亚地区所存在的三种安全合作模式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相互制衡关系。再加上地区范围内大国间的结构性对抗和潜在冲突,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和存在成为必然。东亚目前不具备建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三种安全合作模式的共存仍将是地区安全结构的主要内容,复合型的安全结构态势将长期存在。     

文莱海上安全政策初探

文莱在国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与出口、只能提供有限战略防卫能力等条件下,选择了主要依靠地区安全机制实现海上安全战略的途径."大国平衡"政策和"集体安全"方式是文莱维护既得海洋权益,实现海上安全的主要政策内容.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及中俄安全合作

2021年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公布了当前俄罗斯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国家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国家安全的未来规划。《2021年安全战略》与之前的2009年版、2015年版相比有较大改变,体现了俄罗斯政府对国内外新形势与国家安全风险和挑战的准确把握。该安全战略呈现出涵盖面广、“综合性”强、“战略内倾”突出、“去西方化”明显等特征。自俄罗斯独立后,中俄两国就开始了安全合作,双方在政治、军事与国防、经济和能源、文化信息与科技以及地区反恐和全球战略稳定等领域的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合作呈现出安全理念和安全战略理论上共通性强、在国家和地区及全球安全领域实践中配合默契、双方安全合作方式与途径差异明显、地区安全战略和全球安全理念存在国家利益差别等特征。今后双方将在理论创新、实践深化、区域与全球层面加强配合、推动全球安全秩序更合理及推动构建安全命运共同体方面继续深化合作。     

安全预期、经济收益与东亚安全秩序

冷战后,东亚地区不仅没有进入一个充满紧张和冲突的时期,反而维持了相对长时间的和平状态。有关东亚安全秩序的既有解释主要强调的是体系结构或过程,但不足以解释东亚安全秩序内部的动力和机制,以及这种秩序蕴含的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了一种功能论的解释,认为美国和中国分别为东亚地区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是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东亚带来的冲击下,这两种地区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脱节和供给矛盾使既有东亚安全秩序面临内在的不稳定性。为了应对这种不确定性,达到稳定周边环境和缓解崛起疑虑的效果,中国在为本地区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需要在政治和军事方面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营造东亚安全秩序的新基础。     

21世纪的英国印度洋政策

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持续上升,曾是印度洋霸主的英国近年来也不断加强在印度洋的存在。英国在印度洋有着自己的安全、经济和殖民利益。在安全方面,英国认为需要应对伊朗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和恐怖主义、海盗、人道主义灾难等非传统安全威胁。在经济方面,印度洋一些国家是英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英国需要从海湾进口大量的液化气,海上运输线安全对英国至关重要。在殖民利益方面,英国设立了印度洋海外属地,并通过英联邦保持与前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联系。为了维护和增进这些利益,英国在印度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提升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如在巴林重建军事基地、帮助阿曼完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部署航母战斗群等。二是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特别是海盗和恐怖主义。三是加强与印度洋沿岸重要国家,如沙特、印度和澳大利亚等的关系。四是强化与美国的合作,如延长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租赁期限、参加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行动等。尽管这些举措有助于提升在印度洋的影响,但英国也面临一些挑战。一是实力与当年称霸印度洋时不可同日而语,脱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对英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是与毛里求斯存在领土争端,英国背负着殖民主义的压力。这些挑战会制约英国在印度洋目标的实现。总之,无论怎样调整印度洋政策,英国都不可能复制过去在印度洋的辉煌。     

How China Seeks to Foster a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mmunity: Peace through Consultation,Cooperation and Co‐development

Faced by increasing challenges to its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China has taken active measures to improve its security position in the Asia‐Pacific and to foster a lasting and commonly‐beneficial regional security order based on its “New Asian Security Concept”, highlighting common, comprehensive, cooperative and sustainable peace. Thoug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ends to follow a bilateral rather than collective approach to consolidate its regional security stance for the time being, one can expect China to push forward an all‐inclusive and comprehensive platform for enhanced collective security. Yet China will not pursue a completely new security order to replace the old one. Instead, it is taking a pragmatic and incremental approach to shape the necessary environment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US‐led hegemonic order into a more pluralistic, inclusive, and comprehensive one, where peace and security are guaranteed through closer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nd more integrated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al countries. If Sino‐US relations can be well managed and China keeps projecting its growing power in a restrained and contributive way to provide more public goods for regional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n one can hope for an Asia‐Pacific security community to take shape in the coming decades.     

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现状、挑战及前景

随着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稳步发展,两国公共卫生安全合作不断深化.新冠肺炎危机爆发以来,中缅积极开展抗疫合作,深化了两国政府和人民对中缅命运共同体的认同,也为两国推进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带来新机遇.除了双边合作外,中缅还在中国-东盟、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和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下积极寻求联合抗疫等公共卫生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并利用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平台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缅甸脆弱的公共卫生体系,中缅边境地区严峻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缅甸不稳定的社会基础等因素对中缅深化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构成了巨大挑战.为此,中国应利用后疫情时代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遇,深入了解缅甸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民众卫生健康的实际需求,进一步拓展双方的合作空间,为中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概而言之,中缅应围绕加强信息共享,推进中缅应对传染病联防联控体系常态化建设;注重能力建设,利用多边平台增强缅甸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健康教育,联合开展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计划;利用传统优势,充分激发中缅传统医药合作潜能;鼓励多方参与,有效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卫生合作中的作用等方面共同努力,从而进一步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     

区域安全竞争中的东亚区域主义——基于对欧洲/北美区域主义的比较分析

区域主义的启动和深化受区域内外安全环境的影响。欧洲区域主义的启动和深化与其内外安全环境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因而它得以历经冷战而不衰,并在冷战后进一步强化。比较而言,北美区域主义的深化与其内外安全环境总体上都是负相关关系,因而北美区域主义至今基本上仍仅限于经济领域。与北美区域主义类似,东亚区域主义的深化与东亚区域内外安全环境也基本上是负相关关系,但不同的是,由于东亚区域的内部安全环境是竞争性的,因此东亚区域的"共同体感觉"虽然呈日益强化之势,但总体上说是脆弱的。东亚区域主义的深化不仅受区域内部安全竞争的挑战,还受到区域外部的竞争性安全环境———区域间大国和全球大国安全竞争———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