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握时代发展主流大势，总揽治国理政根本大纲，作出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部署：对内，就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绘制了宏伟蓝图；     

能源外交：21世纪中国的外交新课题

在传统工业经济体系中,石油一直被称为“工业的血液”,并在战后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居于主导地位,即使在80年代后进入新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以石油为核心的烃类能源在各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地位也未被动摇。因此,自70年代国际“石油危机”爆发以来,以获取安全稳定的石油供应为核心的能源外交战略在世界上主要原油输入国,特别是西方国家中,早已成为外交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几十年的发展而日臻完善。然而对于我国来说,能源外交的迫切性直至近年才逐渐显露出来。 长期以来,石油工业一直是中国工业自力更生、自主发展的骄傲,石油产量迄今已经连续13年位居世界第五位,在过去几十年     

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努力中实现外交转型 ——观察和理解新中国外交的一个视角

1949年以来,新中国外交历经三次转型,先后形成立国外交、富国外交和大国外交三种基本形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新中国外交转型的应有之义和有效抓手,但其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在1949—2012年间的两次转型中,新中国外交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形成并坚守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前者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保障国家安全和促进国家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后者则因其开放性、包容性而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态势,习近平主席大力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积极倡导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这是对独立自主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在推进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同时,有力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中国新外交新在何处？

中国外交的新特征 过去的五年中，国际形势处于深刻的变革与调整之中。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多极化趋势得到增强，国家间的相互依存普遍加深，各国普遍深化内部改革，发展综合实力，软实力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强权政治仍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交织的问题比较突出，人类不得不共同面对和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增多，新的威胁与挑战十分严峻。     

中国外交中利益判断与价值判断之关系

价值判断和利益判断是国家外交理念的基础,也是制定外交政策的出发点。中国外交中较多关注价值判断,对具体的国家利益判断则表现得不甚清晰。从总体来看,中国外交并不缺乏气势宏大的战略规划,如“一边倒”理论、“双反(反美反苏)”理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怎样在规划未来的过程中有效维护现实国家利益,则一直显得不足。从历史上看,中国重义轻利的思想根深蒂固,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导致我们对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有所忽略。我们有宏大的蓝图,但缺乏具体的利益精算。我们习惯于“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从抽象到具体,从大到小;…     

中国的伙伴关系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体现,二者虽然产生于不同历史时期,但在新时代实现有机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助力伙伴关系外交步入新阶段,伙伴关系外交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这主要得益于二者在价值理念、布局方向、建设目标等方面高度耦合,这种耦合也为二者进一步互助互补提供了可能和空间。未来一个时期,伙伴关系外交和“一带一路”建设需从加强机制建设、突出重点内容、推进对欧合作、管控大国竞争等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缘起

一条线战略的缺陷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根本原因。此战略的实施揭示出苏联的战略困境,增强了中国应对苏联战略压力的信心,使中国具备了战略调整的前提。联美反苏的构想给美国造成了中国有求于人的印象,导致里根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倒退。为打破一条线战略束缚对美政策的局面,中国在八一七公报谈判中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从而牵动了外交战略的调整。这次调整的结果是改变了中国对美、对苏和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与美国战略合作的地位相对降低,开启了中苏关系缓和的进程,重新重视与第三世界的关系。     

关于中国外交战略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国外交战略的“不变”与“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以及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步伐的加快,加之日本和几个东盟国家不断制造岛屿争端,中国外交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但机遇也空前大好;形势错综复杂,任务繁重而艰辛。总体说来,现在中国周边形势比建国以来任何时候都好,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具魅力。     

变动条件下的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

随着中国崛起及其世界政治影响,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概括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为此,需要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达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探索中国外交的“实践智慧”——王逸舟的中国外交《创造性介入》两部曲评介

什么是“实践智慧”（phronesis）,通俗地说,就是不受“本本”约束,不按“经验”办事,依据变化的形势,遵循责任伦理原则,引导人们行为时把正义、智慧和适当性统一起来的知识。     

关于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若干思考

中国特色外交理论是以中国的视角,立足于本国人民和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对外交本质和运行规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出的创新理念和思想体系,是科学解释中国的和平发展,应对“中国威胁论”的锐利武器。它既要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服务,也要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服务。     

中国外交在探索和选择中前行——评牛军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5—1955》

正北京大学牛军教授的新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修订版)①自出版以来,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高校的相关课程将其列为参考文献,有关课题新发表的学术论著也参考和引用这部著作的一些重要论点。一此书把新中国外交缘起的过程,置于国际冷战、革命与建国、意识形态三种因素交织,诸多重要事件都有其内在联系并错综运行的宏大历史结构之中,进而在宏观视野下具体而缜密地揭示这些事件不断发生并交相呼应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分析这一时期中国领导人一系列重大决策和对外行为的动机与效果。作者以深入的     

创造性介入——发现和凝练中国外交的新取向

随着中网综合阳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之一,它对世外意味荷什么,中国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新世纪的中国外交发生了什么变化,未来中国外交的创新之路走向何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逸舟教授在推出了《全球政治与中国外交》和《中国外交新高地》之后,     

论美国海权之路中的外交因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海权是“权力”内涵的延伸,即国际关系行为体（主要指国家）的权力在海洋上的延伸和拓展。     

文化外交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动因、问题与对策

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是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一个重点。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动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在冷战后与全球化相互叠加的时代,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上升;二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需要;三是中国文化自信心的提升和政府外交观念的更新。当前,尽管中国文化外交与文化"走出去"已经取得了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我们在文化与软实力关系上存在认识误区,简单化地将文化"走出去"等同于赢得软实力;二是相比于西方,当今中国文化处于结构性弱势地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本身存在多元价值冲突,因而在如何选择中国的文化价值观进行外交上存在困境。化解存在的问题,更好地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注意两点:一是争取国际话语权,努力改变中国在国际文化价值观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二是重构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在文化现代化、国际化与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     

从中国模式的智力援助到全球化时代新公共外交——讲述中国对非洲奖学金的故事

中文“留学生”一词泛指所有留居国外学习研究的学生。从历史考证,创造于隋唐时期,特指跟随遣唐使进入中国、并在遣唐使回去后留下来学习的人。然而,就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大规模跨越国境的海外学习,却绝对是20世纪的事情,是现代交通手段使得大规模的快速国际旅行成为可能之后的新发展;更重要的是,机制化的资金安排——即奖学金制度——使得赴国外求学得以实现。     

是和平发展还是“中国威胁”——基于知觉与错误知觉的分析

近年来，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增强，在国际舞台上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中国政府不懈地宣示与践行和平外交路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基本能持一种平和与理解态度，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作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但另一方面，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一种错误知觉——“中国威胁论”也一度甚嚣尘上，甚至成为某些国际舆论中的一种“时尚”，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经济威胁论”、“能源威胁论”、“文化威胁论”、“人口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因此，深入透析“中国威胁论”的主要论据并揭示其逻辑盲点和错误知觉，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思考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空间，正确探寻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