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援助及其困境

2010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浪潮首先推翻了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此后,在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同长达几十年的强权统治相继倒台,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阿拉伯之春”来势之迅猛使美国措手不及。由于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主要发生在美国的阿拉伯盟国,美国担心这些国家的政权变更将会导致政权落入伊斯兰激进势力或伊朗代理人之手,从而动摇美国在这一地区多年来精心构建的有利于美国的地区稳定框架,因此,美国最初的态度是踌躇不决,并一再表示美国政府希望埃及的穆巴拉克政权能够通过与民众对话和改革来缓和国内局势。     

美国对“阿拉伯之春”运动政策探析

2010年底突尼斯爆发导致政权变更的大规模社会骚乱。其示范效应很快波及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等北非、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至今仍未消退,此被称作“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地区形势与美国对该地区的政策存在紧密联系。     

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

美国佛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中东问题专家格里高利·高斯三世(F.Gregory GauseⅢ)在美刊《外交事务》2011年第4期以《中东研究缘何错失阿拉伯之春:威权主义稳定性的神话》为题撰文指出,美国学者夸大了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的稳定性。作者认为,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政权与军队不只是同盟的关系,后者在一定情况下会成为前者的异己力量;经济自由化改革所产生的贫困、分化、腐败,以及中产阶级的民主要求,共同削弱了阿拉伯威权主义的社会基础;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阿拉伯王室:“稳定之锚”如何炼成

阿拉伯君主国的政治合法性属于传统型,其中源于宗教的合法性最为重要;因基本上都属于分配型国家,形成不纳税,无代表的现象。此外,部落等原生态组织也有助于维系王室统治。     

权力破碎化的阿拉伯世界

既有权力结构在大中东倡议期间陆续遭到破坏,已经被动员起来的各方政治力量又缺乏来自外部的控制和指导,只有再度进入自主的传导链条。中东动荡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和美国的再度失位不无关系。     

“阿拉伯之春”四周年下的突尼斯政治转型

<正>2010年底,因一名失业大学生自焚引发的街头革命使享有和平绿洲之称的北非国家突尼斯政局突变。2011年1月14日,执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沙特。随后突尼斯革命效应迅速外溢,埃及、也门、利比亚政权相继更迭,西亚北非地区陷入动荡。作为阿拉伯之春首发国,突尼斯政治过渡进程历时四年,期间经历五届过渡政府、两次政治暗杀事件,多轮大规模社会风潮。2014年10月以来,突尼斯先后举行议会和总统选     

阿拉伯之春以来的中东经济发展问题:困境与应对

阿拉伯之春爆发10年来,中东国家进入艰难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经济持续低迷,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困率不断上升.与10年前相比,中东经济陷入发展困境,其主要原因包括中东国家粮食对外依赖度高、经济结构不合理、劳动生产率低、创新创业艰难以及地区政治不稳定等.中东各国政府虽采取多种举措应对困境,但受结构性因素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正>中东国家间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由来已久。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形成两大相互竞争的集团:一个是由以色列、约旦、埃及和海湾君主国组成的所谓温和阵营;另一个则是由伊朗、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激进组织以及中东各色圣战团体所代表的抵抗阵营。地缘政治竞争和逊尼—什叶教派冲突是推动两大集团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动力。阿拉伯之春前后,温和阵营内部出现分裂,卡塔尔和土耳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兴衰

从奥斯曼帝国解体到2020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阿拉伯民族主义历经百年兴衰.二战后,泛阿拉伯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阿拉伯国家加强团结、支持巴勒斯坦事业的"武器",阿以矛盾成为中东地区主要矛盾.然而,随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加上域外大国和中东非阿拉伯国家对阿"分而治之",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让位于地方民族主义,阿拉伯世界的整体利益让位于各国的现实利益.从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到阿联酋与以色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阿拉伯世界不断分化,利益诉求、安全挑战和身份认同日益多元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为了在海湾地区应对伊朗的威胁以及在东地中海地区应对土耳其的挑战,部分阿拉伯国家选择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多极化的"新中东"格局已现端倪.     

中东大变局下的“库尔德之春”走向

<正>"阿拉伯之春"不仅带来地区性大动荡,也正在催生新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区秩序,推动地区政治力量对比加速转化,中东传统政治生态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而在这场中东大变局中,席卷一时的"阿拉伯之春"已悄然失色,并日益转化为"库尔德之春"[1],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正面临抬升本民族地位,改变历史命运,实现"建国梦"的新战略机遇期。在新中东格局下,库尔德人日益跻身于地区主要政治力量之列,势必在地区发挥更大作用。     

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

中东变局是一场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地区性政治与社会运动,既有共性特征,但在不同国家又有巨大的差异性;阿拉伯国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存在的积弊,是中东变局的根本原因,但也受到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民主变革和民主转型无疑构成了中东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阿拉伯国家均在进行民主转型和民主改革,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伊斯兰教、军人干政和地缘政治因素构成了影响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核心因素。从伊斯兰教与民主转型的关系来看,教俗对立将继续困扰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同时温和伊斯兰力量也将探索伊斯兰特色的民主道路,伊斯兰与民主的关系将呈现多样化发展态势,并不断进行调整与重塑。从军人干政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军人干政的消解需要经历从民主启动、民主巩固到民主运转的长期的历史过程,同时有赖于宗教与世俗关系经长期磨合互动后而走向正常化。从地缘政治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看,阿拉伯国家内部复杂的宗教、教派和族群矛盾,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竞争和地区领导权的争夺以及西方大国的军事干涉和民主输出,都加剧了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动荡。     

民主化与复兴伊斯兰——三十年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

在过去30年间,西亚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迁大体经历了石油繁荣与政治动荡,对民主化改革的尝试,以及穆斯林世界对全球化回应的三个阶段。自1990年代以来,西亚阿拉伯国家所进行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成效不明显,威权主义政体迄今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力量迅速增长,连同其中激进和极端主义一道,已经并将继续积极参与国家、地区乃至世界政治秩序的变革或塑造。西亚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多样性的一个重要表现。     

美国的中东战略从维持稳定变为推进民主化

中东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于2010年底爆发了迅猛的民众抗议运动.以突尼斯的本·阿里政权被民众抗议运动推翻为起点,统治该地区数十年之久的诸多政治强人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运动浪潮波及埃及、利比业、也门、叙利亚等国,阿尔及利亚、约旦、沙特、阿曼、巴林、摩洛哥、科威特、黎巴嫩、卡塔尔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乃至非阿拉伯国家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场一夜之间出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令美国政府深感震惊,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美国政府和智库频频召开会议进行研讨,寻找对策.     

吉尔吉斯斯坦政权更迭的深层次原因及未来政局走向

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发生严重骚乱事件。短短数天内,吉国内政局发生巨大变化。原先一直稳固执掌政权的巴基耶夫总统几乎在一夜之间被赶下台,反对派迅速成立了临时政府并逐渐控制了局势。吉尔吉斯斯坦在短时间内发生的变化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吉尔吉斯斯坦会发生如此严重的骚乱并导致巴基耶夫政府垮台？吉未来政局走向如何？这是很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     

让中东“看见”中国

阿拉伯驻华大使们的焦虑,始自中国在中东外交战略不够明朗,而中国的平衡策略使得他们觉得被疏远了。中东现在是越来越走近中国,因此,中国也需要一个新中东战略。利比亚新老政权非正常交替,中国反对将此模式拷贝到叙利亚,这对中国在中东的形象是利是弊?中东各方力量又对中国有何期待?怀揣着上述疑问,本刊记者倾听刚从以色列参加完中以战略安全研讨会回国的刘康讲述他的中东见闻。     

后“阿拉伯之春”时代美埃关系的挑战

<正>"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奥巴马政府立刻着手在新的中东大战略框架下重新界定在埃利益和对策。然而,在中东地区已然跨入"新冷战"之际,美方却难以摒弃长期以来对"中东安全"的错位认识,对埃外交迟迟未能实现突破。塞西新政府能否有效解决埃及政治极端化、经济衰退与安全形势恶化等多重危机,美方能否变革此前消极的"自调式"对埃外交,是美埃关系能否走出困境的关键。     

“西向政策”下的印度与海合会关系

2012年2月12至13日,印度国防部长安东尼率三军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沙特阿拉伯,这是两国交往史上印度防长首次出访沙特,随同访问的有印度国防秘书、副总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和空军副司令。联系到2010年2月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沙特的历史性访问,以及5月份刚结束的第四届印度一海合会工商业峰会,不难看出,印度正在“西向政策”的指引下,逐步深化与海湾国家在各领域的合作。     

“载舟覆舟论”的谬误

今天看来,这个"载舟覆舟论"是大有问题的。其荒谬之处,在于将所谓江山社稷归之于君王,与庶民百姓无关。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庶民百姓们对"舟"及其政治体制的认同。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都取决于其人民在两个层面上的政治认同。其一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即"这是我的国家和民族,我是这个国家民族的一分子"。其二是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这不仅仅是对政治体制的拥护,而     

国外学者眼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

近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其迅速崛起的姿态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成为国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知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